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其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浸假而为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顾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代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元前681-682），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拆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的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领导权。

　　真正霸主制度，由晋文化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揭制南方楚国北上发避孕药的威胁。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文公至平公，维持了至少八十一年之久。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遗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领近地区，团结与国，实在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元前546年，宋国向戍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发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是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也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统一希腊。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主要原因在于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阶段的凝聚。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国室东迁，虽然各国已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恶侯累世的经营，遂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中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经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