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夭折的文化，颇不罕见，良渚不过其中之一而已。自古讨论盛衰兴亡的历史著作，不胜枚举。几年前，Joseph Tainter对于十八个复杂社会体系的各种崩解现象，提出综合研究。他介绍了许多种对于文化衰亡、社会解体的解释。此处不能一一讨率。如加分类，这些原因不外天灾、人祸、社会失调、人谋不臧、资源欠缺（或改变）、适应不良诸项。最常见的解释，当然是内外各种问题，同时发作的"并发症"，会拉垮原本兴盛的大国王朝。
　　史学与考古学著作中，颇不少此种研究。以天灾为例，西方传说中，大西洋洲就是在火山地震海啸中沉沦海底。二十年前，有人将爱琴海上迈诺亚(Minoan Civilization)的衰亡，归因火山爆发与海啸巨浪，使克里特岛上的古代文化一蹶而不能复振。

　　地震与瘟疫，使中美的雕提华克文化(Teotihuacan Culture)澌灭无存。同样的理由，也往往用来说明中美玛雅文化的衰亡。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The Harappa Civilization）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城堡、宫殿、民居、建筑整齐，并有文字符号。遗址分布，遍于天竺，但是在梵文文化出现时，这一古老文化已荡然无存。对哈拉巴文化覆亡的解释很多。一说以为长期水患，而导致淤泥沉积，掩盖农田，也使道路不能通行。

　　在中国的历史上，根据《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一篇，西周末年的宗周王畿曾有过一次大地震，以致山陵为谷，再加上犬戎入侵，西周终于覆亡。

　　外族入侵，也常常导致国家灭亡，文化衰落，中国历史上例子多了。西周亡于犬戎；东汉时西羌入侵，中国耗尽国力，以致三国分裂，最后五胡乱华；秦汉帝国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南北朝的转型，才得以重组为隋唐的中古文明。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已毋庸征引专著。世界史上的例子呢，举一例言之：白种人入侵新大陆，不仅将美洲大陆上原居民正在发展的历史，一笔勾销，划下了终止号，而印第安人的人口，也削减到只有少数孑遣。这也是大家熟知的史实，毋需征引专著。

　　资源短缺，当然可以使人口少，结构简单的社会解体。例如，鱼群忽然改变了聚集的区域，是可使不少捕鱼为生的社区改业或迁徙。甚至复杂的大型社会，如果太过于依赖某一种资源，这一资源的减少，亦会导致社会崩解，文化衰落。古代埃及是依靠尼罗河泛滥的农业文化；尼罗河的定期涨落稍有改变，影响所及，足以使埃及的统一局面，沦为分裂。

　　人谋不臧，亦是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史学传统，常用的解释。中国朝代更迭，历史上每以奸佞当道朝失纲纪，以致政治败坏，民不聊生。西方史不中，罗马衰亡也是常见的论题，吉朋的名著，即于帝位更迭，税收太重，贵族与官吏品德败坏，特加注意，以为罗马政府腐败之极，以致蛮族入侵时，无可抵抗，而且人心已死，遂予外来宗教（基督教）发展的机会。

　　以上所述，单一原因拉垮一个复杂社会的解释，终究不够周全。大多史学著作，在讨论国家衰亡，王朝崩溃时，大体都像吉朋一样，列举众多原因，以解释非垮不可的局面。然而，有了不少原因，是否还须最后触发崩溃的一些因素？这种因素，也许正如机缘，要因缘凑合，一个赫赫声势的文化与社会，方会土崩瓦解。简单的看法，这一个机缘，即是拉垮社会与文化体的原因。世间不少史学菱，其实常误以为缘为因，一些单因素的解释，每为如此着眼。

　　从整体综合众因以解释的史学著作，西方中大约以斯宾格勒与汤恩比两家最为著名。斯氏名著《西方文明的衰落》，将文化体比喻为生命体，经历了童年、成长、圆熟，及死亡的阶段。在"理念"圆熟时，一切都定型了，这一文化体也不再有创造的活力，也不能面对情况的改变，在其晚年，只有念旧的古典精神：精致，却走向兀亡。

　　斯氏以诗一样的笔触，哀婉的道出人类文化体的生命历程。但是，文化体终穷不是一般生命体，一代又一代，文化体托身的社会的成员，有其新陈代谢，并不像复杂生命体那样无法超越肉身，也不像复杂生命体那样无法裂解为新的单元。社会体不会有先天注定的生长极限与生命极限。斯氏的看法，毋宁只是叙述，而不是解释。

　　汤恩比穷毕生之力，成一家之言，他的《历史研究》有十二卷之多，却不是向宿命低头的史观。他用挑战与反应模式，解释人类历史中二十一个文化体的盛衰兴亡。一个文化体必须面对各种挑战，每通过一次挑战，这一文化体即成长一些。文化体托身的社会体，渐渐会有若干精英，成为"当权者"的少数。在文化体面对挑战时，成功的因应与调适，这些少数精英获得了权力与地位。但是，社会内部却势必有不满的份子（汤氏称为内部的普罗阶级），社会的外部也有觊觎的外族（汤氏称为外部的普罗阶级）。一个文化体在内外交迫之下，如果能脱胎换骨，即可能更上层楼，有更多的文化成就。反之，内外冲突的后果足以拉垮文化体。汤氏将这脱胎换骨的过程，当作文化精神的提升。因此，汤氏的史观毋宁比斯氏为积极，竟可说是重视"精神动能"的史观。

　　Joseph Tainter也是全面的讨论文化体的崩解与衰亡。不过不像斯氏与汤氏，诉之于文化的精神动能。他借用经济"报酬递减"的现象，说明文化体系托身的社会，习惯于若干措施与策略，以组织其成员的情形。但是，一切措施与策略，都有效果递减的情形。在到达边际效应的临界点时，输入的能量不但不会产生前此的功能，而且会逐渐减少。在正向转为负向时，这一社会体，犹如不断亏蚀的老店，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崩解。一个社会提高本身的复杂程度，也是提高调适能力的策略。不过，复杂的结构也不能因为不断提高其复杂程度，而取得相应的效果。到了复杂组织边际效应的临界点时，这一结构本身即不免成为负担。换句话说，复杂组织本身可以压垮自己。

　　汤氏与Tainter的观点都可以称之为"疲倦理论"之列。金属弹簧可因金属疲倦而出失去弹性，终于断裂。毛绒纤维，成线成幅，日久纠结性疲倦，织物也会敝败。不过，汤氏理论的疲倦主体是少数当权者，尤其这些人的意志与能力。Tainter理论的疲倦主体则是结构性的自我累积，导致负性效应。Tainter的理论似乎更有说服力。若两种理论相合，则一个复杂结构的少数当权者，贪恋权力，滥用权力，并且当权层长期缺少足够的新陈代谢，又因依附权力的臣属增加，享用造成的资源浪费……以致一方面上层负担加重，头重脚轻，另一方面缺少更新功能，无法开展新的应变策略。积累的后果，即是Tainter所指陈的"报酬递减"效应。

　　再从系统文化的角度看，一个复杂系统，Herbert Simon的辞汇，一个复杂系统是由本来可自主而且稳定的若干单凑天一个复杂系统。

　　这些几乎可能离解的部分(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能合而为一，端赖有一个掌握枢纽的主要单位，也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少数当权者代表的核心部分。这一部分，在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时，各个构成的单位（可称为次级系统），共享复杂系统的集合功效，会选择留在大系统之内。一旦核心部分不再能发挥其原来作用，甚至成为次级系统的负担时，亦即相当于西周末期的"王纲解纽"，则其次级单位，不再留在系统内，终于裂解分离为若干独立的系统。这些独立的系统，因为掌握的资源不及原来大系统的取精用弘，其能够成就的业绩也就不免逊色。社会体崩解后文化衰微，本是相联并生的现象。以上所举诸例，有的是庞大帝国，有的是考古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并不是只从任何一类发展形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