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分区叙述各地区在中国体系中的地位过程中，由于四川一地的发展较为清楚，遂以四川的情形为例证，特予细部描述，借以建立中国体系副中心发展的典范。

　　由关中向南，是入巴蜀而延长到南中的一条大道，这条路线的北段，有几条平行的线路，经褒斜雨水河谷的褒斜道，沿着淌水骆水河谷的淌骆道及沿着汉江的子午道，三路都经过崇山峻岭，始达巴山秦岭间的汉中盆地。另一条稍为回远的陈仓道则由散关经武都绕秦岭西边入汉中，连接剑阁，沿嘉陵江谷地入四川，汉定三秦，即由此途。由武都南下，循白水过阴平的一段，若斜向西南取捷径，则是邓艾取蜀的路线。前述经过南郑的几条道路也转趋体温表阁入四川盆地，入川后则循盆地西线入盆地中心的成都地区。若更循嘉陵江南下，则入巴郡。由汉中东去，犹有一条沿着汉水通往南阳的道路，也即武关南阳道的南端，由巴郡顺江东下，出三峡则是荆州，《史记》所谓“西通巫巴”的水路，三峡水流急湍，自古视为天险，故在两汉时入川仍以经过汉中为主要途径。由四川盆地南下，则是西南向经严道入越嶲趋南中，及稍东南正经僰道由犍为入夜郎。

　　始自关中而终于南中的这一个南线交通网，事实上可分为三截，中断站在汉中盆地，而西南地区的中心是四川盆地。由四川盆地往南则是第三截，属于以四川盆地向外开展的路线，西南路线的形势遂比较复杂。与别处比较，荆州是往南的中心点，但荆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淮直是向东南开展的中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四川融合入中国体系，为时比上列两地为晚，中国体系之伸入西南，几乎全在汉代发生，这也是四川一例在本文比较突出的缘故。

　　四川盆地内部，有邑蜀两个文化传统。蜀人以开明蚕丛的传说为代表，巴人以廪君传说为代表。两个族群的居地以涪江为界，战国时秦国先后灭蜀与巴，四川的资源输入关中，造就了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但是秦治蜀的方式颇为特别，首三次封蜀侯，又三次因蜀侯反叛而诛灭，蜀既有侯，又有蜀相，却又有蜀国守，这种措施颇有汉代在通西南夷后既设郡又有西南夷君长的情形。揆之后世羁縻少数民族的方法，秦在当时也不过做到羁縻而已。在汉时，四川始逐步为中国体系吸纳，汉兴，改壅州为凉州，梁州为益州，建立了益州的行政区，高帝六年分巴置广汉郡，武帝又两割蜀犍为郡，郡数增加与开发的程度相应。桓帝时，巴郡士民有分巴的建议，至汉末始分巴为二郡，刘璋又分巴为三郡，蜀郡分出广汉郡后，武帝元光四年置蜀郡四都尉，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广汉西部，蜀南部为越嶲郡，北部冉{马尨}为汶山郡，邛笮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都尉，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置北部都尉。武帝时的四川行政区划屡有更张，自然与通西南夷的事有关，四川也就进一步的与内地有了密切的关系。

　　秦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于是汉人大批移入四川，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迁虏入蜀。东汉末年，中原扰攘，又有南阳三辅的人口入川，当是第二批大移民，这批东州士，成为刘璋割据四川的本钱。成都开发甚早，未为秦灭前，蜀国的首都即在此地，但《盐铁论》列举天下名城，未见成都在内，至王莽时，天下五大都市，设有五均，成都音乐家与长安、洛阳、临淄、宛同列。《汉书·地理志》在县下列户口数字者不过十处，有户有口的是长安、左冯翊的长陵、右扶风的茂陵、颍川的阳翟及傿陵；有户无口的是河南的洛阳、南阳的宛、蜀郡的成都、鲁国的鲁、楚国的彭城，成都有户七六二五六户，仅次于长安（八○八○○户）而居第二！如果这个数字也属元始二年版籍，则公元二年时，四川的中心地区的经济，已可与核心区的地位相埒了。

　　四川是中国地区西南的枢纽，而成都平原即可称为一个区域性副中心。四川盆地本身颇有等级的差异，巴不及蜀，盆地内部的资源集中在成都已不待言。《华阳国志》所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后半句指成都平原水利发达，四川天府，自然以成都为精华。前半句则指井盐的利源，及冶铸的铜铁器用。秦迁民之中，卓氏来自赵，程氏来自山东，赵地的冶铁技术，在先秦已为一时之冠。到了四川，他们不仅固山冶铁，而且挟其技术及经验，也参与了汉初铸私钱的活动。据《华阳国志》，临邛有很好的铁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会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又云“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汉禁私钱后，冶铁仍为四川的重要产业。汉代四八处铁官，在四川的有四处，蜀郡的临邛、犍为、武阳及南安，汉中的沔阳。四处之三都在通向少数民族居地的交通线上，不是偶然的安排。于是南中西徼的资源也一样集中在四川。卓氏、程氏冶铸、货卖的对象应是“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太史公认为巴蜀的殷富，不仅“地亦沃野，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而且“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兼具物产及转口的双重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