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宋代的延长，当然中间有一段元朝，但只维持一百年就过去了--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时间是一千年一看的，一百年不算。
　　基本上明清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发生了极重要的现象，就是绅士阶层的出现，将宋代本来已经相当能够下达到中怪的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时候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明太祖原是个小和尚，后来带一批农民群众打天下，也用了一大群参谋，包括大家都晓得的刘伯温（真正的刘伯温和大家晓得算命的刘伯温不是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搅混了）。这批参谋虽然人不多，但帮他设计上层结构却设计得很好。然而元代教育体系被破坏了很多，宋朝原有的社会民间经济也被破坏了很多。元代收税是不讲规矩的，要钱用的时候就派人到市镇上去派税，也不知哪天就来了军队派税，没有良好的制度，民间的经济因此衰退。在这种状况下，既没有民间经济，也就没有民间学校，没有民间的社会福利。

　　明朝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结果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找有钱人。大家曾听过民间故事，有沈万山聚宝盆的故事。沈万山是明朝第一个有钱人，但富贾之中，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我们看明初，明太祖用了很多富贾，他又重建了个政府结构，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的干部来源，因为学校制度破坏了。救急的办法是用各地的有钱人，让他们做官。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赀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但是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这种包税制的后果，自然会有严重的中饱私囊。这是财富中层分布里很坏的办法。在政府而言，只要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是很快，后果则是这群人财富和权力力结合了。

　　第二个办法，政府还要重新建立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立刻叫他们做事，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没有汉朝那种郎吏的训练机会，考上的人马上就派他工作。经验也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而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绅跟粮，四川话"绅粮"，绅跟粮变为一个东西，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朝初年立下的很坏的榜样。到后来矫正了，继续不断考试，继续不断无穷 进来，用考试进来的人建立中层。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是明清完全没训练，第一个丢掉的是学校。汉朝、唐朝、宋朝都有，中央的学校、省的学校、县的学校，明清却没有。明清秀才号称是生员，可是学生没学校上。秀才只是每个月到训谕训导那里去交一篇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只注重文章的格式而不注重它的内容，三年考一次，也考这个，如考诗，考八股，策论要等到考举人时才占分量。策论考的就是说今天有个问题，你怎么办？它占三分之一的分数，八股文跟诗占三分之二的分数，考到后来大家都一样。所以后来的科举选的愈来愈不是真才实学，而考上来以后，经过三层考试，秀才，举，殿试，然后分发，基本上是没有真正训练。举人中大挑，挑选里面的人用抽签的方式，还有靠相面挑选，一个人长得圆圆的，方方的，头等；上面大下面小的不好。这样子，大挑挑出来的官，没有好的，只选声音大，长相神气，个子高，然后抽签。

　　训练只有在最后一层有那么一点点，却是训练大官。在进士里考得最好的，第一级的三个：状元，探花，榜眼，第二级二甲里选十来名，考得最好的，叫翰林。翰林在皇帝自己的小书房读书，也做皇帝的秘收工作，也替皇帝做管理图书馆的事。像在故宫博物院里，那些诗、画，就是皇帝题了一句诗，这些人就奉命替他写；皇帝写了个诗，发下要他们抄，抄时当然要帮皇帝改一改了，把它写好一点，翰林院要做这些事。可是在这些之外有些很好的机会，如翰林院要在讨论国家大政时旁听、记笔记，皇帝常常派一个翰林到一部去见习。翰林院不错，是训练宰相的地方，没有什么大的责任，整天听闻的是国家大事，接触的是第一级的官员，也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资料，如全国的税收多少 ，全国的军队多少？全国的国防怎样？全国的盐怎样？运粮怎样？他都有机会接触，慢慢也可以训练出头一级的好贤才，这些人是最上层的，从翰林院出去的很快就变部长（尚书）或次长（侍郎）放到外路做厅长（学官）、行政主管。

　　这样看来上层训练不错，但中层没有训练。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明清政府结构的中层，没有良好的训练，也没有良好的培育，跟汉代是不能比的。

　　等到清朝中叶以后，国家常常有变乱。清初常有开疆辟土的战争，都是要用钱、用兵的。钱和兵一用完国家就穷了，民间也就起了很多的变乱。最多出现的是教乱的形式，因为民间没有别的力量凝聚他们，就只有靠宗教的力量凝聚起来。这时国家要更多的兵、更多的粮，要更多对战争的课捐，清代中叶开始就有捐纳制度。等到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更多，加上太平天国，捐纳得愈来愈严重，金钱的力量的权力就更明白地赤裸裸地挂钩。有钱人可以从没有官捐个小官，由小官捐个大官，完全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变成重要的官员。红顶商人这个故事你们看过了，他就是个很普通的人，靠钱慢慢捐得一个红顶的大官。胡雪岩可算是很能干的人了，一字不识的一样能做大官。他拿钱买来的官，就拿官来生利。花了五千捐来的官，就要收回六千才能保本。

　　如此明清钱和权的结合使得明清中层和下层愈来愈断裂，下层的贤才上不去，中、下层的钱上得去，中层成为自私的、谋利的，他拿官作为赚钱的本钱。这个危机我们现在也面临，如我们的选举制度，愈来愈要花本钱，选上去后不捞回来怎么办？下次怎么选？所以我们面临的危机和清朝晚期以后中下层断裂的危机是一样的，端倪已经看见了。

　　拿东汉上层和中层的断裂及明清中层和下层的断裂合在一起来看，假定一个企业的中层不是靠选拔而是靠关系，他的升迁、考核也不是靠成绩，而是靠人事建立起的网络，这个公司非垮不可。而上层如果没有使命感，只是想以这个公司做为赚钱的工具的话，公司垮了，他自己却赚了。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事情，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如此垮的，而美钢的董事都不穷。因为上层不以维持公司为目的，他们的目的只是自己捞一票。我想前一阵子股票垮台的时候也是这个现象，那个大的金元宝挂在门前的那家公司，老板没穷，被套牢的穷了。所以不仅是一个朝代会有这种上中脱节或中下脱节的现象，公司也一样会，而这种公司不能存在，不能维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