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经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意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统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治秩序（普世帝国）仰伏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意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国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其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则采取抗议的行动，或则提出怀疑的质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亚洲之中国”的登场，须在东汉崩解之后。一方面，各种外族入侵，造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颠覆了普世帝国的原有；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更使中国原有的普世文化也面对严重挑战。经过南北朝的中古初期，普世帝国经过修正而重现为隋唐的秩序。充其实际，五胡入中华，也多多少少均接受了中国普世帝国的意念，因此在隋唐的中古后期遂得第二世普世帝国。然而，自从三国以后，迄于明清，其实中国的普世帝国，未能再回到第一次帝国时代的单质性，三国南北朝及五代时，固然中国都有多个政治单位并峙，即使在号称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中国天子也有天可汗的名号，而突厥回纥，也力足以与中国抗衡。宋代则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同时各占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拥有皇帝的名号。明代始终有蒙古及女真为对手，清代则以两元体制兼抚中国及蒙藏地区。而中国的外面，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列国，虽在中国文化秩序的边缘，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中国华系（其中，三韩首有不短的时期，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秩序序的一部分；实质上则终究是独立的客体）。因此，梁启超公认为中国实已是亚洲的中国，可谓言之成理。

　　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意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橛，儒家为另一橛，中国的文化意念遂长为两元的。至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体而已。梁启超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分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分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位置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中，遂有种“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艾力克生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结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中国同侪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是悲剧？颇难有一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