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的教科书开始，大家不断的读到世界古文明都从几条大河流的流域开始发展，中国人则更是经常以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与黄河有脱不开的关系。于是台湾的校园歌手，拨弄着吉他，唱出龙的传人，大陆有一部电视片，将中国的问题归约为黄河的问题。
　　其实，真正从人类古代的文明史看，河流有其作用，却未必是一句话就有结论的。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农业，并不真由河边开始，麦类为人培育的农作物，实际是在离河岸颇远的水坡上。埃及的尼罗河，诚有灌溉之利，使沿河一条泛滥地带，累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而在下游尼罗河入海的三角地带，沼泽遍布，却又不是良好的农业区。印度的恒河发展较晚，农业也是由山坡地逐步向印度五天竺发展，然后才向肥沃的恒河流域延伸。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中国今日的领域上遍地开花。至今已可大致确定的情形，在高原、湖泊、山地、河旁，均有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茁长，然后互相影响，经过交流与刺激，汇合成后世中国文明的远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实不必是在任何大河。

　　大家误以为古代文明与大河有关系，一部分的原因是将农业发展与灌溉相联，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将国家的起源与大灌溉相联。前者之误，在于将各种生产方式排列为演化的程序。实则草原上的文明，并不依靠农业，一样也有不凡的成就。丛林中出现的人群，也一样可以发展相当高度的文明，而以畜牧--农业--采集的三结合，作为其生产的方式。

　　国家起源与灌溉的关系，以为农业依赖大规模的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则又促成了能够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权威。这一说法，在考古学及史学上均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建设，经常被这种水利国家论者，取为佐证。然而中国古代的水利网，大率由地方性的政治权威建设，如西门豹、史起诸人，其时间远在有效率的国家威权出现之后。国家不是由建立水利而出现的。大禹治水传说，当然更是水利国家论者的佐证。然而如果大禹果有其人，治水果有其事，以当时（新石器时代）的条件而言，一个政权，命令之所及，不过几个或几十个村落，一场洪水，也不过是地区的泛滥，谈不上建立王国的规模。中国的农业，灌溉以井及池塘为最普遍，这种小规模的水利体系，占了中国农业水利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稻米与麦类的重要性是后世才逐步发展的。黍稷为旱地作物，对于灌溉水利的依赖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