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毀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豕、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的《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性》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性》均有记载。殷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陕西张家坡第二二二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殷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殷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殷，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马车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殷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田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绾。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殷。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殷。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