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间的交往，其中包括贸易、战争、文化交流……诸种方式。过去历史学家比较注重战争。历史家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例如佛教的传入中国，亦由中国转输入韩国与日本。贸易关系则经常不受重视。举一个例说，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在南宋以后，成为中国的经济核心区。我们注意到南方的发展，注意到北方因战争而衰败。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认真的思考：北方的丝道，在中亚不安定时，不再通畅；相对的，南方的海运，将陶瓷、茶叶与丝绸，运往外地贸易。南方的这几项产业，都是宋代开始兴盛的，是否也与外贸有关？伊斯兰教势力向南开展，正好接上了中国外贸易的发展方向；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何？明代一度有郑和的远征，但在闭国之后，中国的南海移民，其实中断了吗？中国沿海在明代至清初，海盗活动极为频繁。这一时代正是西欧向东开拓新航道。新大陆发现之后，美洲贵金属流向中国与日本，东亚与南海的货品流向欧洲。这一段史事，已是经济史家熟知的事迹。我们能不能结合中国长期经济繁荣与明清时代东南的都市化、商业化、识字率高、文学与艺术的平民化……诸种现象，提出中国历史也应陈述的大事？现在，治台湾史的同仁们，也应当从这个角度讨论明郑的海商活动，讨论明郑覆亡后，那些海商舰队的去向，讨论当时南海的诸种移民何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讨论中南半岛与两广地区的发展。凡此，都可能因为我们视野的扩大，我们也许会为中国史寻找很多以前不注意的了解和解释。
　　第三项可以开拓的主题是比较研究。其实马克思是从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他的历史解释。韦伯也是比较史家，他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既是由比较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清楚的说其适用的时空背景。中国历史中可以用来比较别处文化发展的事迹，比比皆是，我们何不从此下手，也为人类历史找出一些重要课题？最近去世的李约瑟，已经开拓了科技史的一方园地。别的园地还待我们开发。

　　举一个例说，中国得到白银流入之赐，在明清有过数百年的持续繁荣。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正因为白银来得合时，中国在宋代开始的外贸优势，得以持续，而西欧固然吸纳了东方的商品，却没有中国的持续繁荣，于是西欧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势下，逼上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道路。相对的，中国人日子好过，没有改弦更张的需求，于是文化趋于内卷，也趋于保宁。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用规模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至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的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周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