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史料有限，对经济关系作量化分析几乎不可能。因此本文将借人才——“人资源”的分析作为指标，分析四川各地的发展差距。《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了，该书对巴蜀、汉中、南中分区叙述，有不少郡县列有“大姓”、“冠冕”、“四姓”之类的姓氏。这些大姓有的是当地土著豪强的后代，如南中的焦壅娄爨，但秦汉世迁民的后代可能更多，如江阳的王董张赵、魏赵先周，及阆中的三狐五马，大半是三晋的旧族。除大姓以外，《华阳国志》也胪列各地名贤，这些人几乎全是在中央或在地方担任官职的人物及其家属，此处可以称为缙绅。大姓与缙绅可分可合，有的大姓出过缙绅，有的未出过；有的缙绅属于大姓的姓氏，有的缙绅则不出于当地的大姓。

　　分别观察大姓与缙绅的地理分析，可以就数点分析。第一，三巴地区郡县有大姓的是江州、枳县、临江、平都、垫江、鱼腹、南浦、阆中、朐忍、南充国、安汉及汉昌。蜀地有大姓的郡县是成都、郫县、繁县、江原、临邛、广都、雒县、绵竹、什邡、新都、妻阝县、广汉、德阳、武阳、南安、僰道、牛鞞、资中、江阳及汉安。汉中有大姓的是牂牁、{敝邑}<括号内为上下结构>县、同乐、朱提、永昌及兴古。这些县大致都分布在陆路交通路线及河谷地带与平原富庶的地区。反过来说，没有大姓的郡县，大致都在偏僻的地区，如汉中的东南角与西北角，都远离川陕交通线。在三蜀地区，只有西边和南部的郡县没有大姓。在三巴地区，东边郡县没有大姓。在南中则只有交通线上的郡治所在有一些大姓。大姓之所在，当可作为汉人移民所至的指标。

　　第二点，《华阳国志》叙述地方大事，若干大姓常是其中主角。例如桓帝时巴郡的掾吏与缙绅联名请求分巴郡为二，署名者的姓氏与名县大姓若合符节。这些大姓亦因此往往为察举征辟的主要来源，缙绅与大姓也由是而可能重叠。《华阳国志》的先贤后贤与先汉以来士女，列举益梁诸州的著名人物（亦即缙绅层），大率出于二七处：南郑、梓潼、涪县、成都、郫县、江县、江阳、庆都、广汉、新都、绵竹、雒县、什邡、妻阝县、德阳、武阳、资中、南安、僰道、阆中、安汉、江州、垫江、临江、汉昌、南充国、永昌、同乐。这个名单与前节有大姓的四十四个县分名单相比，少了三分之一。有名贤的县，当可视为已有人资源流向中国体系，则较之未有名贤的县份，又更进一步的属于中国体系了。审察这些县份的地理位置，几乎全是在交通路线上及成都平原上。名贤出现的时间，也显示相当有趣的迹象，汉中南部的名贤早在西汉即已出现，梓潼的名贤于两汉之际即开始出现，成都的名贤人数多，而且出现最早，郫县的名贤也在西汉即已出现。南郑、梓潼都在由关中至益州的大道上，为入川必经之地；成都与郫县则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这几处名贤出现较早，代表其纳入中国体系为时最早。相对的，南充国的焦氏，在蜀汉至晋，四代有名，同乐的名人爨氏也在蜀汉以后出名，则表示这几处纳入中国体系最晚。不过，永昌与同乐的地方大姓与名贤相叠的现象，当归之于当地土豪的垄断政治权力。这是边陲地区的特色，不能与成都地区名贤不必出自大姓的情形相提并论。

　　第三点，有些大姓不出名贤，而不少名贤的姓氏不在当地大姓之列。在《华阳国志》列出的一百零八个姓氏中，这两类名占二十八个。不出名贤的大姓，大致分布在益州南部与东部，而不在大姓的名贤集中在三蜀的腹地。前者不见于汉中，后者不见于南中。这一个分野的意义，可能由于不出名贤的大姓只是地方豪强，而不在大姓的名贤则只能在教育文化水平最高，中国体系已充分建立的地区始克出现。

　　由以上三点综合言之，益梁两州大姓与名贤的分布情形应符合前文讨论的地方区划。川陕大道及成都平原是中国体系充分建立的地区，成都也是中国西南的副中心。三巴郡以及入南中的两条大路，则是由成都辐射的延长线，可说是中国体系的外围。南中与西边东边都是边陲。以上的等级可由树枝形交通网为主要线索。由副中心外延的交通线，只是支线，联络的地方在中国体系内的地位，也就以序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