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结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因此，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一般人可能以为秦汉帝国的疆域已经远达南海，其实，秦汉时代，在南海政令所及，只是由两湖盆地向南延展的一条线，线的末梢是番禺。道路线的两侧，却还未整合为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扩张，随着道路的延伸而进展。以中原与西南的关系而言，第一阶段是由汉中一线联系关中与成都盆地，然后才逐渐发展为几条路线分别将巴与蜀联系于关陇及荆襄，诸葛亮南征，始于开西南夷的路线，发展为一路向今日的云南，一路向今日的贵州，成为由中原——益州干道的延长线。直到今天，西南的少数民族，仍分布于道路网之外。

　　线性的分布，即使已呈网状，线与线之间仍有空隙——我们可称之为“隙地”。隙地可能离道路网的主线接近，但因在网状之外，其接受道路网上文化与经济的浸润，可能逊于空间距离遥远，却在网上结构上的另一地点。举实例言之，重庆与宜宾都都在道路网的主要路线，两者间文化与经济的相关性，即超越重庆郊外数十里的小县份与重庆的关系。这一隙地的特点，可以解释中国人才与资源的分布，也可以解释中国“地缘政治”的特性。

　　道路的延伸与发展，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上，也有所反应。汉代在边区的治理，不是郡县而是“道”，例如越嶲道、青衣道。“道”正代表开拓的路线。然后始逐渐列为郡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例如剑南道、淮南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例如广南东路、荆湖北路）。这些地区，幅图相当于后世的行省，或行省中的一部分，但细审其疆域，大都是有一条大道贯穿，或有一个地方性的道路网集结其间，中国的分省制度在元明以后，方形成今天的界线，其分省的原则颇为依照贫区富区相参，使一个省区多少可以自给，而又将战略形胜分别划归不同的省区，使疆吏不能有专擅的力量。元明以后行省制度的改变，一方面有关帝制威权更盛，另一方面则也为了人口渐多，人烟渐密，内地开发已毕，路已成繁密的网路，不再可用线型的交通来规划了。

　　“道”字具有抽象的意义，其渊源当是与“道路”，是所“经由”、“履行”有关。于是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均由道路一义衍生而来。中国文化特重这一“经由”与“履行”的观念，其发展的经过，源远而流长，可能即因为中国文化处于大陆，陆上交通，非经道路不可。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由河流（尤其指黄河）衍生，竟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