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一词，有人称为科层制度，有人称为官僚，其实都是一样的，英文是Bureauctacy。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早已十分发达，而西欧的历史则未见如此发达的文官制度，其登庸人才的管道长久以来没有制度化。近代国家组成以后，方有像样的文官制度。在近代以前，西欧的统治阶层经常依赖教会的协助，因为教干多半识字，而骑士多半是不识字的。中国的登庸选拔文官，早在战国时代已有理论性的讨论。在汉代，整套乡评里选，以及试用考核的察举制度，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发展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僵化以后，颇有可诟病之处；但如果运用得宜却不失为公平选取人材的制度。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科举制毋宁有其特色。

　　汉代中国文官的选拔方式也经历各种变化。然而这一制度从未完全消失。文官的选拔毋宁与地方大族的存在有关。汉代的察举多多少少造成地方大族的气势。相对而言，地方大族也是培训人材的社会单位。在南北朝时代，"国家"的功能若断若续，而大家族负起教育与培训人材的任务。儒家的学问留在大家族的家学里面，在国家教育不克发挥时，家学是最后珍上可以培训高级人材的园地。外族入侵中国，建立新国家，为了登庸中国的人材就必须向大家族索取人材。因此，大家族组织与文官制度具有互相倚伏的共生关系。大家族渗透了外族入侵中国后所建立的不同国家政权。从胡化的国家，到胡化汉化兼有的国家，到相当程度汉化的国家，不管哪种形态都有中国士大夫经由文官制度登上胡族的统治阶层。最后外族不能不和中国的士大夫大族相结合，促成外族在中国的彻底同化。

　　中国士大夫借文官制度担任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担任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代表地方力量进入中央政府。这就是宾四先生所说，中国的科举等于民主制度。宾四先生在这一点上，可能用了不同的定义界定民主。我们对宾四先生的敬意不减，但仍无妨对他的民主定义持不同的意义。其实，宾四先生要提示的是地方的利益、地方的消息，与地方的意见都可以经察举由地方人材带入中央政府，从而构成中央与地方的消息与利益的流转管道。政府上层人物的互通声气是政府体制以外非正式的网络。这一网络与政府的行政网络是平行的，也是重叠的。在西欧出现近代代议制度以前，这样的沟通网络并不存在。

　　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欧有教会，教士也参加政府体制；但是西欧的教士与中国士大夫有两大不同点：第一，教士不结婚，没有家族，因此也没有教会以外的地方关系，没有世代深植于地方的“根”。第二，主教与教皇的利益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主教关怀地方，但教皇则未必如此。参加国家统治机构的教士不一定来自全国各地区。因此，西欧基督教教会与中国大家族的作用不完全相同。西欧教会和政府之间更经常出现政教分离，甚至政教对立的紧张形势。反之，中国大家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共存的。大一统的力量长期维系中国，一方面可能由于巨大的经济交换网维持了经济上的互转；另一方面，地方利益及地方意见经由察举保持了中央与各地的声气相通，也保持了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