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建构与网络关系的观点，讨论历史上的分合问题，首先，必须界定系统的意义。一个系统，可能是生物体，机械结构，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社群。本文讨论的是人类历史，因此只以人类社群组合的系统为限，此处以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三个族群体为讨论的主题。政治体系是任何一种确定的权威所统御的团体，政令之所及，即体系秩序的依归。经济体系，是经由交换与分配，一定程度的共有资源。文化体系，是一群人类以共同的观念与价值，建立的群体，其认同有时可能超越种姓的限制。

　　上述“体系”字义，都包含流动、传送、分配……诸项动态的观念。这种观念，亦即“网络”定义之所在。网络是建构与维系体系的条件。在政治体系，这是行政管道及人才流通的管道。在经济体系，这是运输资源的道路，交换系统的管道；在文化体系，这是观念的衍生与组合，也是反映观念同异的学派谱系。

　　体系之间有其层级的组合。一个体系下面，往往有若干层级的从属体系。主要体系越大，从属体系大的层次及数量也越多。从属体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以同质的单元，作主从的排列，有如总公司的分支公司；另一种以异质的功能排列，有如公司的各个部门。前者以“机械的”挂联方式系于主要体系，而同级从属体系之间，未必有之直接的关系。后者以有机的套联方式，从属于主要体系，而且各同级的从属体系之间，环环相扣，不能分别运作。

　　至于“网络”的性质，是以线型的结构，将各个体系联系为一体。网络可以是有形的，例如道路；也可能是看不见的，如公文的层转。有形的网络，因有常在的设备，不易改变，也不易消失。无形的网络则是人为的制度典章，经常会有变化。

　　现在则将上述观念，试用于实际的史事。政治体，在近代数百年来，当以“国家”（尤其民族主权国家）为其最显著的形式。在过去，国家只是大型帝国的前身，或则为其从属。帝国往往是普世的，并不具有明确的民族与主权界限。在近代，国家几乎一定是认同的主体。经济体系与文化体系，由政治体系界定其界限。但这一现象，正在转变，经济体系与文体体系都已脱离政治体系，或向上整合，或向下分化。而在人类的历史上，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未必与政治同步。

　　公元纪元初的前后几个世纪，中亚一带，亦即中国历史的西域，数十个小型国家，有部落的行国，有城居的居国，都是独立的政治体。其文化亦各有不同的归属。但是行国与居国的功能互补，由丝道的网络，编织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独立于中国的体系及西亚的体系之外，却又彼此相通。

　　在印度的次大陆，自从印欧民族一波一波的侵入，印度有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政治体系，或为部落，或为城邦，或为王国。这些制度不同的单元，则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以仪式为婆罗门教团的网络，结合为一个文化体系。同样的现象，也见之于古代的希腊，政治体系是大小城邦，及其殖民地；城邦之间，有若干联盟的组织，互不相下。希腊的经济体系也是扩散的，因此不易凝聚。但是，希腊人的文化认同以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甚至体育活动，凝聚为一个文化体系。

　　日本群岛内，政治、经济，为文化之个体系的整合，已为时甚久。日本的地理条件，使该地区的人类，逐步扩张至其地理上的极限，也促成其在这一极限范囿之内，不断充实其凝聚的程度。是以，日本内部的海道与陆道，都有长久的历史，也很早就达到相当绵密的程度。日本的文化体系，如以神道信仰为主要成分，则是伴随着政治体系的凝聚，而逐步编组统一。如以接受亚洲大陆的文化影响而言，则是由政治体系的网络，逐步转输于大众。这三个体系的重叠，大致以经济体系的整合在先，政治次之，而文化的整合为最后的结果，却又以文化整合，加紧其政治整合。所谓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神权政治，其实只是政治整合的口号而已。

　　传统中国的诸种体系，也是高度整合的，而且各体系之间，有极大程度的重叠。学术界平行的研究，大致有相似的看法。中国文化的体系的天命观念与政治体系的王权理念相叠，儒家选贤与能及淑世的理念与政治体系中的文官制度相叠。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则与政治体系在社会程度的部分相叠。经济体系的精耕细作的小农制度，发展为农舍产业，也与儒家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社区自足性相叠，经由上述修齐治平的理念，跨越城乡的分野，联结了国家与社会，兼顾“社区”与“天下”两上极端。中国的整体格局，是层级的上升，同心扩散，与世代的延伸，三重延续，而不是城乡、上下、世代……之间的断裂。

　　这样的三重体系，内部有同质的次组体系（例如郡县、省区……等地方体系），事实上是普世体系的缩型。因此，县太爷即是微型的天子，扩大的父母（父母官）。另一方面，政治中的分曹理事，文武分途……则是异质次级体的套体。同质次级体系的存在，在平时可以照顾到中国广土众民的巨大规模；相对的，在变局出现时，各个次级体系也可脱离主要体系（普世政权的中央），仍有其独立存在的能力。政治体系的维系网络，不仅在于文官制度的运作，也在于考选登庸人才，本身即是一个凝聚政治体系的网络，人才的流转，有助于整合各个地方主义的次级体系。

　　传统中国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息息相关。以农舍产业为基础的市场交换网络，维系了经济体系的整合性，却也相应于政治体系的分合，可以或分或合。不过，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分裂；资源转输，是供需要求所决定。中国经济网络，在分裂之后，若没有中国以外的其他体系经济体系的吸引，则这一片广大疆域的次级体系，势力再度凝聚为一个个整合的体系。于是，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再度促成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理由。

　　中国的文化体系，本是儒家思想为主，但是逐渐成为三教合一的整合体系，这一个淑世而又普世的体系，为政治与经济两个体系，提供种种趋于整合的理论与解释。在政治体系分裂时，这一文化体系继续存在，以孝道理念，确保宗族乡里的基础，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官人才。他们的理念是普世的，因此他们致力的工作，即是重建普世的秩序。普世的秩序，可以是出世的，也可以是入世的。若以出世的秩序为目的，文化的精英不必费力重建普世的政治体系。唯其中国文化的精英，持守淑世的理念，在“退藏”的时候，他们也不断的准备有“用进”的一日。一有机缘，这些精英又会致力于重整政治体系，以恢复普世的秩序为职志。

　　中国的体系也有“分”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从春秋算起，总数有一千五六百年之多。地方主义与宗族主义都有导致分裂的趋向。大致维系全局的网络一旦分解，中国会有几个地方性的网络各自维系若干地方性的体系，这些体系，原本是全国体系的次级体系。一方面，这些体系呈现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全国体系的三重叠合特性。为此，每一个地方体系，仍可保持相当程度的内部整合，也能有相当的充实内部与对外扩张。对外扩张的后果，当然会引发全国再整合的契机，而内部的充实则会增加这一体系的资源（其中包括人力与物力的资源）。甚至对外扩张的外拓部分（例如向原有中国以外疆域的开拓），也增加了这一体系的资源。以实际史事来说，春秋战国时，秦楚燕赵的开疆辟土，三国时代江南、南中、辽江……的开拓，残唐五代的南方拓殖，辽与金在北方的扩张……凡此诸例，人人知足，不烦赘述。总之，在中国分裂时，中国整体的资源，固然不能集中的运用于建设，其总和则往往有大幅度的增加，每一次的“分”，似乎都为下一次的“合”，蓄积更多的资源，也整体的网络，有更为绵密的分化，道路的网络是如此，行政单元的网络是如此，甚至文化精英的扩散，也是在“分”时，更能渗透各地的基层。

　　与中国体系可以比拟的巨大体系，只有地中海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教世界。地中海世界，在古罗马的时代，缺乏文化的整合，政治体系也只是依仗罗马军团的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其中各个地方性政治单元，其实各自保持其传统，并未真正整合于罗马的体系之内。甚至，其经济体系也不是十分整合的，虽然意大利半岛及大陆上若干驿道，条条大路通向罗马，却并未构成全盘的道路网络，地中海的海道，一帆所至，无远不届，也不成为固定的网络。基督教统一了地中海的文化，宗教力量维系地中海世界的统一，长达千余年。但是，各地的经济体系，是扩散的，不是凝聚的。各地的政治体系，也经济有政教之间的冲突，俗世的政权之间，其实更不能整合。中东的伊斯兰教世界，也不能整合，一方面其经济体系的特性是建立在“过路”中介的角色，内部的凝聚不能超过向外的发展；另一方面，其政治体系，经济与种族部落相结合，敬意的竞争阻止了真正的整合，也因此不能界定其疆域的四界。即使伊斯兰教世界有一个非常严整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也受经济与政治两个体系的离心倾向，不免有显著的宗派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