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政府与春秋时最大的差别，是将、相的分离。“相”之为专用的官名，在春秋及其以前，远不及用作动词为普遍。以相名官，《左传》不过两见。将军的名号，始见于晋国中军元帅，六国以来，方才以将军为一切统兵大将的称号。春秋时代，不论哪一个国家，执政的卿也往往即是出征时的大将；公子、公也及其他卿大夫，也入参国政，出统师干。平时揖让雍容，有事擐甲御乘。终春秋之世，找不出职业的统兵官。

　　比及战国，君权既重，军政大权集中于王，国事丛杂，也若干倍于春秋时。于是权力分散的采邑管理方式，不复能适应战国的中央集权，在中央必须有一个总理一切的官员，所谓宰相。相官的建制，战国初有魏文侯择相一事，此后韩、燕、齐、赵、秦也各有相国、宰相或丞相；只有楚国始终以令尹旧名称呼其宰相。相的职任，应该是辅佐国君，监督臣僚，所以荀子给“相”职的定义是：

　　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 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効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从这个定义看来，相权虽重，若不是有虚君制配合，有最高实权的君主不会长久保持任何人做宰相的。所谓“当则可，不当则废”任何良相恐怕是早晚会因“不当”而废的。由于宰相须以其成就为去留，显然的，战国的宰相不能像春秋列国卿大夫，可以任终身职。另一方面，这个担任相职的人，往往是一个专业的政务官，较少由本身有其他身分关系的贵族担任。由这种专业售货员的身份，其中有一部分也许会离此就彼，或离彼就此，换句话说，若干相位就由一些职业性的游任之士担任了。战国的相职也有由本国或异国的王子或近亲担任：若由本国王室的亲戚做宰相，却也难得构成几代的世家；若由异国的重臣或贵戚出任，任命大都出于外交的考虑，然而，容易想象到，他们未必真能掌握实权。

　　因此，战国的相职，或者缺乏实权，让国君自己做实际的执政者；或者即须是有能力而无背景的专业人士。两者都与春秋时代的世卿制度大相径庭。

　　再说到将帅一职。战国的战争远比春秋时代为复杂，举凡战略、战术、武器、训练，都有极大的改变，春秋时代的贵族武士自不能应付。职业性的武士，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战国更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家，如张仪、乐毅；了不起的战术家，如田单；大兵团的指挥官，如白起；练兵的能手，如李牧。这些专门人材，构成了战国将材的主要部分，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一般的贵介公子能掌握，也不是普通的文士能兼顾。

　　二十四位战国曾经统兵的将军中，只有四人是公子（其中还有一位是自己夺得兵权的信陵君），一人是贵戚，六人是将门之子，其余十三人则或者出身不明，或者来自异国，后者也须依赖自己才能方得在客地占得一席，其困难也不下于出身寒微的人。于此战国的将军们似大多是有专长，或则有家学渊源，如秦国王氏、蒙氏及燕国乐氏。二十四人中，只有八人曾经在将军之外，担任过相职。然而，越是接近战国末期，不兼相衔的将领越多，兼相衔的多半在战国的中期，这个趋势，也足以表示职务的专门化，政府功能的分化。用具体的例子说明，则有齐威王“以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武子为军师。”又如秦人以范雎、蔡泽为相，主谋议；用白起、王翦为将，主征伐。将、相分途，正是因能授官观念的表现。

　　有许多战国的官名散见各种典籍，例如《七国考》一书“职官”一卷，即收集了为数不少的官号，然而除了可以看出若干与汉代职官名称雷同处以外，现存的史料尚不足重建战国任何一国的政府组织。为此，本文将不列举这些官名称衔。

　　官僚制度的运行，有极重要的一个项目，即所谓“品秩”的存在。凡是非制度化的权威，例如父权，其中分工的要求是职务的分配，而不必有一定的品秩。制度化的权威，如君权，则必须用阶级来保证节制和传达命令；如果发展了业绩考核及奖惩升黜的制度，明确的品秩更有必要，此时遂有职务和阶级平行的两套系统存在，以现代的情形解释，科长、科员是职，荐任、委任是阶。封建结构中的爵号，往往即相当于品级。中国古代的封建结构，在五等爵之下，也有卿和上、下大夫、嬖大夫、士之类的差别。春秋郑国的一位贵族，职务是马师，阶级是亚大夫。而且各国的班列似乎也有相当，甚至相等的次序。同样是卿，春秋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似乎也是阶级的意义。至于战国，这种职、阶平行的现象更加明显。以楚国的情形说，覆军杀将之功，可以“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山东各国的品秩，大抵沿用卿、大夫、士的旧制。只有秦爵二十等，最足显示品秩的系统化。据《汉书·百官表》，秦爵由一级的公士，逐级到二十级的彻侯，大多为汉代所沿用。其中有一部分爵称，似乎与官名相同，如庶长一类，实正足以说明品秩晚于官职，在发展的顺序上也很说得过去。

　　总结地说，战国各国都有将、相分开的趋向，而且越至晚期，这趋势越明显，由此反映战国政府渐渐专门化、系统化；品秩的发达，也是同一趋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