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郭。……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唯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进驻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杨、杜二人都以为都邑以外的田野、聚落是在古代村社，或古代“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农庄。这种农村，也叫做邑。

　　诚然中国古代的城邑，具备了城市国家（城邦）的性质。李宗侗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即往往引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为比证。然而西周邦国城邑，实与希腊罗马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城邦，属于同类，在统一帝国崛起前，个别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单元，上无统属，下无分支。西周的城邑则不然。由姬姜分封而产生的封国，固是周王朝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原来独立的中原古国，在西周建立之后，也从此纳入王朝的体系。春秋朝代，王纲不振，诸侯纷纷竞争，王朝体系已无约束力。但是这些事实上已独立的邦国城邑，均已是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是走向战国的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其情形不能与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相提并论。如有可以比较处，大约也只是古代城邑残留下的一些遗存。

　　西周的邦国城邑，不仅上有统属，而且还下有分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以都与邑无极大的差别。邑为分封的基本单位，一个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有数十邑及至数百邑，不为罕见。这种邑当只是很小的聚落，可以小至十家之邑，也可以大到百家之邑。春秋之初，都邑之中，有些地位特殊的邑，或因地居冲要，或因次级分封出去的小贵族较善经营，诸侯的封国之内“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的现象十分常见。《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了”。正是为了郑国国内有了足以与都城颉颃的大邑。《国语·楚语上》：“国有大城，未有利才：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天，晋有曲沃，秦有征、衙。”一个诸侯的领地内，已至少有了两层城邑，构成了行政系统的层级。晋献公派遣儿子们分别出镇重邑，“使大子居曲活，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正是反映晋国城邑的属级化。鄙，又在邑的下一级，则晋国至少有三级城邑了。

　　春秋时代初期的城邑层级化，在西周末叶已有其萌芽。王官中已有若干管理地方城邑的官员。“五邑”虽不知确切地望，但在金文中五邑祝、五邑走马，及五邑甸人，也有管理“直鄙”的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