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主要交通网由关中为中心，有五条路线向四方辐射，由中原为中心，也有六条路线向四方辐射。整个交通网是一个双中心的结构。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间则有三条平行的道路贯穿其间。关中是政治中心，中原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中原一带，在洛阳与鲁国之间，名都毗邻相接，道路纵横交午。人口多，腹地大，其核心区的重要性，不是关中以帝国都城的地位可以比拟。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迁就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核心区扩大与成长的潜力。是以东汉的关中，无复为两个中心之一，只能当作一个区域性的中心了。

　　由核心地区辐射的路线，又往往分为几节，离中心地区稍近的一段，主要功能为联络区域性中心与核心区的交流，如汉中与成都，如邯郸，如彭城，如南阳，甚至如东汉的长安，都属此类。各条交通线的末梢则伸入边远地区吐纳边陲的资源外，兼有开拓与国防的功能，如蓟，如太原，如会稽，如河西四郡，如长沙，都属此类。是以汉代交通网上实有三级区分：核心区是全国的中心；次之则为区域性的中心，可称为核心区的外围；更往外走则是边陲地区，有些早期的边陲，如吴会，如蓟州，在东汉时则已开发为外围了。同时，核心区也在扩大，东汉的核心区，包含南阳汝南，超越了原有核心区的范围。

　　汉代交通工具，陆路以车乘为主，是以道路所经，不是平原，便是河谷走廊。山路崎岖，车行不宜，众流横截，也不便行人。中国的地形，山地不算少。黄河下游，播为九河，是漫流的地带，旧日云梦大泽及大野诸泽的遗迹，在汉代比今日为显著。因此，在道路干线的近侧，竟往往有开发程度甚差的隙地。举例言之，太行山区夹在两条干线中间，却是山胡，甚至羌人活动的地区。山东半岛的沂蒙--鲁山山区，南阳一线两侧的伏牛--荆山及大洪山--桐柏山山区，太行山以东平原至渤海间的冲积平原，均是本文所称的"隙地"。木村正雄以为中国农业区有第一交及第二次农地之分，第一次农地不需依靠水利，第二次农地则借人工灌溉工程为主要耕作条件。这些地区开发为农业区，人工水利灌溉诚属必要。木村的定义，有助于说明密迩交通要道的地区，何以有这种发展较差的隙地。

　　遥远的边陲地区，天高皇帝远，中国体系的秩序不能充分伸展到边地。边陲地区自然有其地方势力，控制当地的秩序。例如班超的祖先班壹，在秦末避地楼烦，放马牛羊数千群，汉初以财雄边，出入弋猎都可旌旗鼓吹。其子孺也任侠州群，即是边陲的地方豪强。甚至数世以后，班伯为汉定襄太守，仍因地方名豪，收捕盗贼，在当地建立了汉室的权威。东汉末年，田畴在徐无山区建立自治性的社区，也是相类似的个例。甚至项梁项羽的吴中避仇，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可认为是这类边陲地方势力的例证。

　　另一方面，汉代交通网上的干线，实际上已是核心区的延长。审视汉代交通网，各种盐官、铁官、工官几乎大都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陇西道上有三处，五原的直道上有三处，太原道上有七处，长安洛阳联轴的通道上有五处，邯郸--蓟道上有八处，临淄道上有十一处，山东沿海有十五处，会稽道上有三处，庐江丹阳道上有四处，阳翟至番禺道上有十处，巴蜀南中道上有十一处。以上各处合计为八十处，不在交通线上的不过十处而已。汉代盐铁专卖，各种工官则为中央政府的分支，其所在之处，不仅是产地（如盐池盐田及铁矿），也是管理与分配资源的机关。这些盐铁工官的分布情形，应是反映汉代经济体系的指标，说明了经济体系的所及，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之所及。

　　外围地区的隙地，受天然环境的限制，生活条件比较外围区的一般情形已可能差一些，较之交通干道上的都邑，尤其不能相比。有过曾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经验的人，即使今日仍可充分了解这种差异的存在。今且如此，于古尤甚。因此，外围地区也可说是内部差异较严重的地区。干线上的城邑已与核心地区认同；交通路线以外，已开发了而尚未十分认同；而若干特殊的隙地则恐怕尚待开发。汉代的地方豪强，经过察举制度，逐渐转化为缙绅，是汉代皇帝制度中官僚系统的基层。这些缙绅为了保持自己在官僚系统中的地位，往往群聚在郡县政府所及，有些担任地方掾吏，更必须留在群县。即使一般的地方豪强，所拥有的土地也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因此，“隙地”不仅经济未开发，也未必有缙绅或地方豪强；易言之，隙地是汉代政治秩序所不及，却又不像边陲有土皇帝一般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地方，被摒于政治秩序以外的穷民，在衣食有困难时，或政治不良时，遂不免酝酿巨变，向政治秩序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