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独特的亲缘群体的认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不同层次下，合而为一，发展为中国人的双重认同。现在仍待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两层之间，亦即极为庞大的文化体系与极有局限性的原群之间，中国人如何建立大家可以共同归属的社会？即使社会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人何所归属？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在上述上下两层认同之间，哪一层居于优先？在两者不一致时，中国人选择哪一层，作为最重要的认同？

　　第一个问题解答，当仍可在秦汉时代的历史中寻求，拙作《汉代农业》一书，讨论了中国精耕细作业的发展，并指出农舍工业与市场经济是中国农业的特色。当时已有一个商品交换的网络，遍及于全国。中国的道路网络编织了中国的交换网，也规划了具体可见的经济性共同体(Common economic community)。

　　同时，汉代的儒家，不仅定于一尊，而且采撷先秦百家精华，已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儒生与帝国文官体系结了不解缘，汉代重孝，家族为重，儒生遂为帝国官员的候选人，也是地方亲属原群的领袖，具有双重精英的特殊地位，汉代儒生遂得以密切的结合普世文化认同与个别家族认同为一体。儒生既可以诠释儒家理念，又能运用政治权力与社会领导权，将理念落实为政策，于是汉代政府行政的理想方式是教化，而不是统治与管理。

　　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渗透普及于各阶层，两者相配合，足以使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国观念，于是中国人的共同体，毋须由种族或民族引申，也毋须由宗教信仰引申。有了这样的中国文化认同，由于其包容性强大，中国人不难接纳外族入居，甚至也不难接纳外族统治中国，只要外族君主用夏变夷，也愿意同化于中国。中国历史不乏外族入主，其中清代竟统治数百年之久，凡此外族君主，除蒙古以外，最后都同化为中国的政权。印度历史也多外族君主，而且也因为印度文化的普世性，能够包容，也终于同化了那些外来的政权。两者的相似处，不是偶然。

　　南北朝时，五胡纷纷入侵。那一时代中国的普世文化认同的限度，经历了考验。逃往南方的人口，以亲缘原群为组织，开拓了新天地，也推广了中国的文化领域。留在北方的人口，同样组织为亲缘原群，自保于坞堡，也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安定之后，坞堡中的儒生，又出山用夏变夷帮助外来的政权，接受中国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在普世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的亲缘认同之间，孰轻孰重，作何抉择。在世局平稳时，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而且往往可以互补。一旦天下有了变乱，例如有了外敌的侵轶，作为普世文化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往往首遭牺牲。家族或围绕家族组织的村落地区，遂即接下保卫文化的任务。对中国人而言，如顾亭林所说，亡国只是失去了政权，亡天下则是亡文化，其意义更为严重。即使在亡国之后，中国破裂了，中国经济网络的共同社会破裂了，退居地方的儒生，仍会坚守儒家普世文化，作为“想象中的”文化共同体，依仗守道的贤者，在民间留下实践文化理念楷模。

　　儒家的五伦是社会关系的网络。五伦之中，三项是亲缘关系，一项（朋友）与社区相关，只有君臣一伦是属于国家，属于公众。是以中国人在天下与亲缘原群之间，选择的先后，已相当明显。大学人条目中，修齐治平，由自己而家一步一步推向国，推向天下，程序十分明白，亦即意味亲缘原群的优先顺序高于代表普世文化的天下。

　　文天祥的《正气歌》，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者无不推崇为爱国的诗篇。但是细读《正气歌》，其中英雄烈士殉国家民族者，远少于殉文化价值者，其中齐太史、董狐、张良、严颜、嵇康、诸葛亮、管宁、段秀实……都不是为了外敌而甘心牺牲，他们持守的原则都是中国文化的伦常。颜常山、张睢阳抵抗安史胡化藩镇，其持守的大节，也是君臣大义。只有祖逖、苏武的事迹对抗的是外敌。是以文天祥珍视的价值是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种族与政权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