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穷大半生之力重新发现中国人在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各位必须注意，他研究的是工艺与技术的成就，而不是今天我们所指的“科学”。对于中国人这么早就有那么多的成就，我偿不免自豪。但是，李约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中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有如此多的成就。他胸臆中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后，中国人在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停滞了？为什么15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有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中国人没有同样的发展？”这个大问题在他的假设中与文化本质有关，因此他的书名是《中国文明与技术史》。

　　在传统的中国，技术上的追寻是由两种人做的。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匠。工匠创造的成绩远超过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从事观察，也不是没有讨论与研究；只是他们有另一种在怀。中国的学问内涵合“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一事；中国学者主要关怀自己的内心，而对心以外的世界却不十分关怀。我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整体性的宇宙观；而在整体性的宇宙观中又放进与“人”相应的相对力量，中国人总以为人可以影响宇宙的整体运作。人的一举一动是好是坏，无不对整体的宇宙运作发出铜山洛钟的相对反应。在人力可以介入宇宙秩序的假定下，宇宙是很难独立于人心以外的客体，更难是客观研究的对象；是以观察者与参予者的立场不易明白划分。

　　同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且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研究专业。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中国士大夫将治学目标放在“治国、平天下”上面，读书人追求一个“理”字。不过，这个“理”字主要的内容为道德的“理”、人性的“理”、社会的“理”；如果将“理”放在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讨论中，则由德性的关怀延伸为整体宇宙运行的通性。西欧科学的发展原是以神学讨论的“神律”为根本。不过，神律之中没有人力参予；而中国学问的“理”，则是贯穿天人的理。

　　总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致力于寻求西欧科学家所寻求的知识，科学怎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