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的思考方向，大率为二端。一是体系的结构。最初有此构想，系由中国历史上的道路体系着手。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为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中国的道路系统，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近数百年来，全球若干原本独立的体系；也因接触与交往，正在走向更大的整合，合为全球性的体系。

　　在工作过程中，我逐渐体会，经济体系由交换资源而来，其体系的形成，自然与道路体系相叠，甚至重合。于是无形的交换网络，实在也可由平面二度空间的道路体系，类推而建立。再进一步，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计资源，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力，正如物质资源的交换，也可以有其流转交换的体系。社会体系的空间，最简单的阶段，可能也与道路体系一样，循二度空间组成，但社会结构的日渐复杂，遂有社会的空间，超越脱离于道路体系及经济体系之外，另有一个整合的社会体系。

　　在这三重重叠的体系之上，又可衍生政治体系及思想体系。前者是政治资源，包括权威与权力的控制与流转。后者则是由若干中心观念，分化衍生为整体性的思想形态与思考方式。这两个体系与社会及经济体系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程度与不同形态的重叠。以中国的历史而论，自从秦汉统一以后，其中普世性的儒道意识形态，以文官系统与皇帝制度相辅的帝国体制，以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以编户齐民为基础，有阶级，却又有相当流动的动态社会，家族与社区相叠的社会组织，凡此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四项体系，彼此之间，重叠相合，互为影响，构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多体系文化复合体。在现代之前，还没有外来体系干预之时，这四个体系的复合体，即使有部分的衰化或败坏，因为四个体系的互补作用，整个复合体仍能自己进行愈合，一时不致崩解。假如全体崩解了，由于中国地区自然条件不变，整个复合体中的经济体系，会首先复原，而逐步导致其他三个体系的恢复。这是中国文化复合体能有其长期稳定的原因，亦即“常”的一端。

　　我所思考方向的另一端则是与“常”对立的“变”。“变”又有二项，一是成长，一是衰败。在成长方面的“变”，其契机蕴存于体系的扩大与充实。体系向外扩大，一个阶段紧接另一个阶段，由中心的点，扩大为核心的面，再度由核心国徽为树枝形的扩散，又由树枝形整合为网络，接下去又以此网络之所及，作为下一阶段的核心面，继续为下一阶段的扩散中心。如此重复进行，一个体系将不断的扩大，核心开展，逐步将边陲消融为新的核心，而又开展以触及新的边陲。

　　成长的内在层面，则是体系之内的充实。一个体系，其最终的网络，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网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紧各处的人隙。在经济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

　　同时，这四大体系的空隙，也往往存在道路体系之外的空间，发布为向正规体系挑战的另一体系复合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举例言之，流民（社会体系的空隙），可能以民间信仰（思想体系的空隙）作为结合的力量，或则打劫，或则走私（经济体系的空隙），终于揭竿而起，各处汇流（政治体系的空隙），向政治权威挑战。流民集团移动的途径，往往在大道之外的田乡聚结集合，时时突击通都大邑。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大致都是循如此模式进行。

　　再以思想体系扩散与充实说明，可举古代中国儒家体系为例。孔子弟子中，众说纷纭，儒分为几，这是分化为树枝形的阶段。战国末叶，大约在《礼记》诸篇集合成帙时，这是形成核心网络的阶段，甚至孟荀诸大家的基本意念，都已融合在内。但是儒家不谈形而上学，阴阳五行，成为边陲，后经董仲舒的整理，始将儒家网络扩散为庞大的普世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信仰的领域是儒家内在的空隙。东汉马郑以后，儒家内部整顿为严密的体系，却未能填满信仰的空隙。谶纬之学，究竟是十分幼稚的造神运动，不足以填充信仰空隙；外来佛教及后生的道家思想，遂填入儒家留下的空间，对儒家而言，出现了强大的挑战体系。经过南北朝时代的调适，隋唐时代的消化，正统儒家与挑战的佛道，终于融铸为理学的儒家，成了近古中国的思想网络，竟可与另一方向融铸而成的华化佛教，并存而不悖。

　　这种由空隙与边陲向正规体系挑战的现象，实际上使体系经历辩证的发展，不仅有扩散，也有内部的充实。正规体系与挑战体系的冲突，终于会将两个体系由长期接触（或强烈的接触），而整合为一，构成一个坚实而又扩大的新体系。新的体系必须挑战体系，始能提升为另一层次的稳定。然后，以这新体系为核心，将再有内在的挑战体系，随着有新起空隙，而逐渐成形。周而复始，又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至于体系衰败的过程，则与体系内的构成因子的变更有关。道路体系是物质性的，若没有经常进行维护与修理，任何可见的道路体系都会衰败。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四个体系运作者的构成因子，其不能再加简约的最小单位是个体的成员，亦即“人”。人群可有新陈代谢，继续更新其万分；个别的成员，则有自然的生命，决定其生老病死的阶段。社会体系的万分为人群，如果新陈代谢不佳，结构即难免僵化。思想体系中的成员有思考的人，也有传授的人，如果新陈代谢不佳，新思想新观念即不易出现。

　　经济体系的内涵，有制度与组织，但运作者仍是个别的人。同样政治体系的内涵，其权力的运作者，也是个别的人。经济与政治两大体系中，由于运作者掌握了资源与权力。资源与权力都令人恋恋不舍其陪随的利益。因此，这两大体系中的运作者，每为长期盘踞，不甘放手的既得利益集团。人生不满百，长期掌权的运作者，无论当年如何圣文神武，在体力衰弱的晚年，必难避免偷惰糊涂，甚至假公济私。于是政治与经济两大体系的运作效率，经常与掌权者在位长短，呈反比例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两大体系内在的缺陷。以中国历史为例，政治体系的衰败往往领先表现为朝政的败坏，由此而牵动其他三个体系的萎缩，甚至崩解。

　　归结一句话，这些体系的衰败，固然往往有外在的原因，而“时间”（亦即运作者，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因人类自然生命历程而起的质变），则是最常见的原因。体系内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相对的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的长期把持利益，人类自然生命反映的时间因素，终于会产生严重的负性影响。

　　构成文化复合体的四大体系，彼此之间须有相当程度的制衡。某一体系的独大，或独衰，都会反映于文化复合体的特性。举例言之，思想体系的印度文化，表现为经济体系及政治体系的微弱。中国历史上，政治体系十分微弱的南北朝，即有比较强力的社会体系填补政治体系功能的缺陷。中国的近代史，是传统中国文化复合体解组的过程，一方面内在有因“时间”因素而引起的衰败，另一方面有外来经济体系的干预。中国要再度自立于世界，成为一个健全的文化复合体，仍有待于这四大体系能有充实而均衡的整合，然后方可期望于参加未来全球性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