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间的桥梁中最要紧的一道是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汉代贤良方正和其他特科的察举在武帝以前及以后都有过许多次。劳贞一师已有丰长研究，兹不赘述。武帝还曾在有名的元朔元年诏书中规定，每郡必须举荐一人，“不举孝”及“不察廉”的二千石都须受罚。然而，武帝以前的贤良方正一类选出来的人物，虽也委任为常侍郎中，却未必都担任实际的职务，如《汉书·贾山传》：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今方正之士皆在朝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

　　显然，这些由各方征来的贤良方正只成为宿卫之臣，也就是说与“保宫”中的质子差不多，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政府构成分子的新血轮。两汉各科的察举似乎都不是定期的，往往每隔若干时候，政府下一次诏令，说明目前须察举的何种人才及命令某种官吏负责察举。若这些是定期举行的常例，就不必每次特地下诏了。只有元帝永光元年曾有诏书：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劳贞一师引《汉官仪》的西汉旧例：

　　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赐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

　　劳氏据此以为“四科”即是孝廉的察举标准，纵与永光诏书所列四条不尽一致，却只为了前后衍变而有不同。劳氏虽未明说，显然认为永光诏书也是指明孝廉的察举科目。永光诏书规定丞相御史以此举士，光禄以此每年科第见在郎及从官。虽然丞相是否每年察举，不得而知；由同一诏令光禄须每年考校，可以推知丞相察举也当是每岁举行的。更主要者，自此以后，诏书只书举茂才、贤良、直言等项，未再见专以孝廉为对象者。也许，自永光以后孝廉成为常科了。孝廉之成为岁举恐怕还是由每年郡国上计的制度发展而来，如《汉书·儒林传》载武帝元朔五年诏书：

　　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敦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其高第可以为郎中。

　　又如《汉书·黄霸传》，记宣帝时张敞奏：

　　“……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

　　计吏上京时，大约把察举的名单一并带去，于是孝廉就变成岁举了。

　　孝廉是可以即刻进入政府的，而与计吏相偕的那些博士弟子员，也可以算得上一条次要的人才登庸途径。正式的博士弟子员额更经过昭帝由五十人增为百人，宣帝由百人增为二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增至三千人；郡国并置五经百石卒史。中央的太学，配合上武帝以后郡国仿文翁在蜀所设地方学校，使西汉人才之在郡国者不仅有了孝廉的登庸机构，又有了正式的训练机构。

　　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结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外的俊杰循规蹈矩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变成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对于任何权力结构，老百姓能否接受是这一结构是否能成为稳定和佥的第一要件；而老百姓中俊杰分子能否有公开的途径被选参加这一机构，则是老百姓愿否加以接受的要件。

　　另一方面，昭宣以后严格实行回避本籍的规定，对地方政府结构上起了根本性的影响。廻避本籍在汉代不处薪水规定，但是武帝以前执行并不严格，韩信、李广、袁盎、朱买臣等等在本籍作长吏的颇不乏其例。据严耕望先生研究，自下帝中叶以后，限制日严，西汉二百八十余任郡国守相的籍贯，绝无例外，都是外郡人。县令县长六十四令，丞尉七任，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人。刺史五十一任，其中四十五人籍贯可考，也都不是本州人。仅京畿部分长吏不在此限。地方掾史却照例须用本地人，严耕望先生也作了很彻底的研究，证实顾炎武《日知录》"掾属"条：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不独此庙，盖其时唯守相命于朝廷，而掾曹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碑皆然，之兴利除害。

　　由于长吏不及掾史熟知“一方之人情”，长吏的依赖掾史是必然导致的后果，韩延寿治君子的方法，“所至必聘其贤士”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即是一个例证。《酷吏传》中的人物，也一样需要掾史的协助，王温舒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八人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其中素行不检的掾史就难免借此聚敛，作威作福。哪王尊任安定太守，即曾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而处罚其中贪暴的张辅，《汉书·王尊传》：

　　“……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

　　又如《薛宣传》：

　　（栎阳令）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

　　掾史以其接近长吏，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成为察举的对象。文翁在蜀，先从郡县小吏中选拔开敏者，遣诣京师，学成回郡仍为郡中右职，"用次察举"，最后有官至郡守刺史。文翁的设施的后半段，从右职中察举，可说是郡吏与察举两个制度的自然连结。严耕望先生曾列表统计两汉郎吏，其在西汉以孝廉除郎者只有十一人：王吉、王骏、盖宽饶、孟喜、京房、冯谭、冯逡、师丹、班况、杜邺及鲍宣。以下是他们的出身：

　　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

　　王骏：以孝廉为郎。

　　（龚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

　　鲍宣：为县乡啬夫，后为太守都尉攻曹，举孝廉为郎。

　　京房：以孝廉为郎。

　　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

　　冯谭：奉世长子，太常举孝廉为郎。

　　冯逡：奉世子，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

　　杜邺：以孝廉为郎。

　　师丹：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

　　孟喜：受《易》，举孝廉为郎。

　　班况：举孝廉为郎。

　　其中不可考者四人，以外戚举于太常者二人，以明经举者二人；此外三人都由君吏察举，比外戚和明经各多一人。不过总数太小，不能由此抽绎任何结论。此外，贤良方正、茂才；或公车特征中有六个人曾为郡吏；巂不疑、魏相、赵广汉、文翁、朱邑及楼护。早于武帝者只有文翁一人，在武帝世者只有巂不疑一人，其余均在武帝以后。

　　综合说来，西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显然已与察举到中央的人士及地方掾史群，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特殊权力社群。也就是说，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择而参预其政治结构，构成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