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与由中亚南下，西入地中海，南入印度洋与南太平洋，这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入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的说明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办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须会有关系。

　　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当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各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的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凶前第五个千年纪（元前4000）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元前2000）。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毋论是农业抑是畜养，都属这一阶段。群体有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的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诸种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 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有相当程度，雅斯培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元前1200-150）。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国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与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及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活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诸项文学创作，哲学与科学，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元前250到公元1000年。别处相应在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州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经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经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1500年到1850年。中国已进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份。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1850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上，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时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而设计。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解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