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条件激发了第一次的突破？魏尔(Eric Weil)认为人类历史有多次突破，每一次突破之前先要有一次崩坏。魏尔的观念颇似“穷则变，变则通”的想法，不过崩坏往往意味着比困境更急剧地恶化，以致原有的秩序全面地垮下来。细察几个枢轴文化的历史过程，以中国而言，殷周之际是一个大变局，以子姓诸族为主体的商王国文化虽高，却不能凝聚他族，终于在周人的挑战下覆亡。周人以蕞尔小邦君临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不仅开八百年的周代，而且凝聚华夏诸族铸成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大崩坏之后的新局面。平王东迁，王纲不振，礼坏乐崩，列国扰攘，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中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是另一次崩解之后的新局面。举凡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等各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这两次崩坏之后的新秩序，哪一次可算是“第一次突破”呢？但以魏尔的理论来说，与中国的历史颇可合辙。

　　以色列人的古犹太教，对耶和华的信仰在摩西立下十诫之后始有神学系统。出埃及是新秩序的建立，以色列人在埃及时说不上有什么旧秩序，更谈不上旧秩序的崩坏。及至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先后为新巴比伦王国及波斯帝国所征服；以色列人分散四处，耶和华的一神观念遂由部族神转化为普世的唯一真主。以色列人在颠沛流离中，为了解决信仰的困境替全人类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境界，使后世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继长增高的基础。以色列文化的大转变发生于宗社覆亡、人民离散之际，自然符合魏尔“穷则变，变则通”的假设。魏尔身为犹太人对此特别有感受，他的理论大致是受以色列文化的历史启示而触发的。

　　但是若以魏尔的理论观察希腊文化及印度文化的转变过程，则崩解却在若有若无之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本文化文物灿然，与两河流域有相当的关系。文化水平较之中国的商代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也不算逊色。这个古文化今天只能在颓垣残壁之上，由考古学家重建大致轮廓。哈拉本文化虽有文字，然至今未能通读。在印度次大陆出现的枢轴文化是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逐步发展出来的另一种文化。雅利安文化与哈拉本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不甚明显。直至最近，印度史家认为雅利安人将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摧残殆尽，无所孑遗。近来虽然此说颇有修正，有人以为印度河流域古代文化的痕迹若隐若现，仍保存在土著文化的底层。雅利安梵文文化终究是一个新缔造的文化。因此，如以魏尔的理论来说，梵文文化虽是突破，前面的山脚坏之局却未必与后面的突破有直接的关系。至于佛教文化的出现可算是一大突破；但梵文并未有全面崩坏的情势；则崩坏导致突破的说法在印度历史来说，未必站得住脚。

　　在希腊历史上，更没有所谓崩解的时期了。希腊人由小亚细亚的城邦开始承袭了地中海的迈锡尼文化与亚洲大陆的两河文化，终于发展为光彩夺目的古希腊文化。波斯帝国扩张时，希腊人深受威胁，忧患兴邦，促成了伯里克里斯时代的灿然文化。这是突破，前此却未有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