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知识分子必然有另一项社会功能，知识的追求及知识的传授。本文将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分析其类型。

　　第一类是文学家，如司马相如一类人物，以辞藻之美为文学侍人，别无其他知性活动。不过在《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家，则无复如西汉辞赋作者那样的专业性了。

　　第二类是经学家，其中当包括两《汉书·儒林传》的全部人物，并兼及马融、郑玄、贾逵诸人。自从五经立博士以后，每经各有立于学官的几家师说。经古文今文学派之争，事实上涉及意识观念少，涉及禄位利权者多。儒家典籍，因为相斥百家而取得了经典的地位（纬书是神圣传统的衍生物，故不另论）。一旦成为经典，必有其相应而生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于是经不家最重师承，以保持其神圣传统。经学每多在一个家族中屡世继承。西汉如此，东汉也如此。欧阳氏传《尚书》，一家担任博士八世之久。经学传统也因此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征；另一方面，支派曼衍，越分越细，重训诂辞章，而失落了经学义理的本旨。《汉书·艺文志》有一段评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传经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交，至于二三万言。”

　　烦琐之极必有反正。汉世两次由皇帝召集经学会议，一次在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称决焉”。又一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也为了“《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大夫博士议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最后皇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均是由皇帝以政治权威肯定经典的权威。

　　另一方面，又有若干不拘守家法的通儒如马融、郑玄诸人都兼通数经，担起综合的责任，贯通各家异文，甚至打破今古文的界限，使经文通读恢复本来面目。除郑、马二人以外，郑兴、郑众、范升、贾逵，也当属于这一类综合工作者之中。在经典因为信仰而居于神圣地位时，学者持守传统甚严，这种综合的工作殆不可能。但一旦经典因烦琐而必须乞灵政治权威肯定其地位时，这一番整理梳爬的工作反而有其必要了。

　　经学家的职业大抵为讲学教授。立于学官任博士的经学家讲学于太学。其支派弟子则为私家讲学。一位大师，弟子少则数百，多则逾千成万。尤以东汉为盛。据《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后汉书·儒林传》论：“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对比两书，西汉大师中只有《申生传》中有弟子千余，眭孟有弟子百余人。而在东汉《儒林传》中，几乎触处均有成千累百的弟子。由此也可见东汉知识分子的众多及活跃。

　　第三类为著作家，包括所有有创作的学者。其中当然又可大别为两个分类。一是博学多闻，整理已有的知识。如刘歆之整齐旧书，班固、蔡邕之史学著作，甚至桓宽之《盐铁论》，桓谭之《新论》，都当归入此类。另一类则是有创见的著作如：《淮南子》，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及扬雄之《太玄经》，甚至《京房传》，延寿之卦气理论，此类作者志在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两类相比，第一分类撰述为主，其方法是历史性的；第二分类则往往是形而上学的著作，方法是哲学的。即如《史记》，明明是史学作品，但太史公的抉择出于自己历史哲学的观点，组织也戛戛独造，前无古人。凡此著作家，道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扬雄尤为其中最有创作能力者。《太玄经》虽说仿《易》，但以玄代道，以数字象征代表现象，组织一个以数字为语言的形上学以解释宇宙的本体与变化。

　　第四类则是方术之士，汉代的方术包括星象历算医药以至风角占卜，《汉书·艺文志》列有方术三十六家。其实还可加上农家如《氾胜之书》等。这些著作大抵可以相当于今日所谓科技类的作品（风角占卜在今日为迷信，在古代则也是原始科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则只有张衡稍有事迹可考，他的天文理论及技术也足以称道。论方术之士的社会地位，除张衡本身别有功业外，大致都不甚高，或倡优畜之，或在市肆逐微末之利。

　　第五类则是批评家，如王充，而扬雄、桓谭也常有对学术的批评。《论衡》一书其论据未必服人，攻击精神则十分勇猛。王充不依傍学派，疾忌虚妄，重视知识。虽然其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必如胡适之先生所强调的重要，仍不失为着重知性的知识分子。

　　今日知识分子大学术工作上的任务，以追求知识最为首要。知识的累积是由已知求未知，其中包括整理旧学探索新知两个阶段。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整理旧学（已知）只是为了由已知更迈进一步。另外一面，在任何神圣传统下，学问不是为了探索未知，而是在肯定神圣传统已经是圆足的前提下，重新组合神圣的内容，无目的在为先圣立言，搜寻未发挥的意义，以及引申神圣传统未解释经典未载的事物或现象。这种知性活动，当可称为求智慧。智慧与知识实在是不同的。智慧求圆足，知识则不以圆足为其特点。以此标准，汉代经学家一型的学术活动，当属求智慧，只有创作家的分型，虽然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其知性活动有求知识的趋向。不过董仲舒、扬雄的创作也在求取一个圆足的系统，其目的仍是为了智慧。王充对于神圣系统的知性活动取怀疑的态度。是有所破；但是他的《论衡》中并未有所立，这也是受其时代的限制了。至于文学及方术二类人物，前者追寻的是文字的表现艺术，后者以实用为目的，求知识只是手段而已。

　　汉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由其知性活动的性质说，与今日的知识分子并不同科，在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汉代知识分子逐渐肯定了一个理想的秩序，因此可以自己悬道德为个人修养的鹄的，也因此可以用理想世界来督责现实世界。知识分子与官僚组织的结合，则一方面赋予知识分子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的视野永远被局限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内了。神圣传统与政治视野相重叠的结果，汉代的知识分子虽有空前的影响力，虽有十分优越的教育机会受知识分子扩大与延续，然而知性的活动势必表现为保守的与排他的，能"炒冷饭"而不能以大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开放与批判的精神，领导文化走向更高层次。汉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浓重的政治趋向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但是这番胜利也限制了此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局，由汉代直到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受困于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