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1981或1982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考古学的区系理论。一地有一地的系列：横为区，直为系，可参考当年《文物》杂志苏先生《关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对中国大陆解释远古史有很大的改变：不再以中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也可产，自1982年开始，大家日益感到中国文化是多元的。目前大致可以说，每个大地区都有它一定的系列。每个谱系有当地自己的传承，也受到邻近一定的影响。

　　我自己从历史研究上，差不多在同时也提出刺激及反应的说法。不过不完全是汤恩比所谓的挑战与回应，而是讲接触、冲突、刺激、反应、协调、重整、扩大，每个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解时，都有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这个模式几乎可用来做从地区发展到世界发展的一般模式，与汤恩比说法有相当程度差异，但与苏先生说法则有若干程度类似。可见历史发展模式与考古研究看出的模式是可以配套的。

　　假定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中原”这个观念不是没有意义的。中原有其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中原假定以黄河中游即河南省地区为其范畴，在这种多元情况下，其位置不是扩散的中心，而是凝聚别处影响在此处交错最频繁的四战之地。四战之地得到一特殊地位，承受各处冲击。天下幸福与灾害都是一起来的。因为受到各种刺激最多，所以可能发展得最多姿多彩。

　　商周以后，中原的发展就超越了其他邻近地区，而其反馈能力就强了，后来中原虽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如此强大影响力不在新石器时代。这种看法与过去所谓新石器时代中原是文化摇篮、作为传播中心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东北有红山；西北有大地湾；东方有大汶口；东南有一系列从马家滨到崧泽到良渚；中原以南今日的两湖从大溪到屈家岭延伸下去至楚国；西北大地湾由半坡至客省庄演变而至西周，最后西周灭亡，被秦国拿下。

　　苏先生已讲过晋国，但晋国后面有一系列东西，有河北太行山下的磁山裴李岗、夏家店下层与上层诸文化。夏家店上层也许多少可说与山戎，北方的戎狄接在一起，这样联系下去成为汾水流域大规模的陶寺墓葬，然后成为夏，再成晋。

　　每个地方的谱系，中原以河南为中心有仰韶与龙山系列，以至于到夏的一部分、到商，各地都有独立的谱系。但每个独立的谱系都受邻近的影响。晋国承受东北与西方影响，构成夏文化，又有所谓的“戎索”。就是说晋一方面有周，一方面有夏，一方面又有山戎，三个力量合一。

　　齐国有东夷，是大汶口文化一系列发展下来的。加上齐国封建，一方面姜太公一家代表羌人文化，另一方面代表姬姓——因为姬姜合一——周人的文化，所以齐国也是接受许多文化成为一个大的力量。

　　楚国是稻米文化的基地，从彭头山稻米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一直下来，源远流长。百蛮构成楚国。春秋时代成为中原最大的挑战者，也是中原最互相刺激与交流的对象。

　　吴越承受良渚到马桥、吴熟这一系列文化，构成吴越文化。到春秋晚期、吴越崛起向中原挑战，从边缘挑战中原。除了自己发展之外，也接受晋国助其训练车队，加上楚国在旁边时常挑衅、刺激，所以吴越迅速像暴风雨一样崛起。

　　整个东周史是边缘挑战中原的历史。每个边缘均与中原有牵丝攀藤的关系，但也都靠自己当地长久的文化渊源作为发展的基因，与中原交流后突飞猛进，才有挑战中原的条件。晋国若无夏周与戎文化的基础，怎能结合成三合一的文化体系？有此三合一，才能向北方开拓得又远又深。

　　最后出现的国家是燕国与中山国——中山国是纯粹戎狄基础；燕国是半周半狄，燕国有龙山文化基础，中山国有北方文化加上夏家店文化基础——这两国加起来，成为战国时代很大的力量。

　　所有这些大规模的开展，活力均在中原外面，不在中原。中原是承受者，不是活力的来源。等到“逐鹿中原”，谁抓到中原这条“鹿”，谁就是中原的主人。

　　周人曾经抓到这条“鹿”。周人首都在西方，但周人声称受天命的地点是在中国中央的中原。周人以双中心格局建立庞大的封建网，此封建网确是周人容忍精神的体现。秦人抓到这条“鹿”，才开始进行书同文，车同轨，才有真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