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谓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协同性，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基调。可以说，自秦朝统一以后，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有大一统的观念。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并不统一，其余时间号称是统一，但稍加研究，就发现实际并非如此。每一个统一时代都有地方半独立的状况，或是独树一帜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挑战，或是民间的叛乱和起义，还有外族的侵略。所以说，真正全国统一在一个族帜下，没有分裂、没有内战的年份甚少。但中国人说来奇怪，自古以来就认为统一是中国的常态。这个现象很特别，在欧洲找不到，在整个世界只有中国。日本也是如此，他们也有这个观念，国土分得乱七八糟，他们也认为是统一的。中国的统一观念与事实不符，但又在现实中持续这样久，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中国的文化发展，自殷商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核心区的文化经过不断的扩展，慢慢形成了中心，这个中心就成了国家的首者，或者国家最重要的腹地。有了这个中心后，地区性的差异就通过中心区的辐射成为大同小异。中国的核心文化不是道家就是儒家，这两家有矛盾，也互相补充，两者结合成普遍性的力量(universal power)。它没有人种的限制。不管儒家还是道家，都自己肯定自己的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相对地讲，印度文化的等级差别很突出。再看犹太教，也有种族差别的概念。然而，中国文化的这个核心，可以对人人发生作用而不会有抵触。所以，统一观念的形成是势在必然的。在文化统一之下，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人才的任用制度，从汉代开始实行人才选拔到以后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国的人才选拔一直是全国性的，且相当公平，不受一族一姓的限制。欧洲的天主教则不然，并不久在电视上看到教皇封了二十四个红衣主教，在二十四个红衣主教中，有一半以上是意大利人。再如中古和近古的西欧社会，人才均是由皇室挑选的，和皇室有特殊关系、沾亲带故的人，容易被选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皇室种族的限制，而且对各地的选拔还规定了名额人数。官僚制度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方法也成了加强统一观念形态的力量。另一因素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方言很多，但文字只有一种，这是人所皆知的一种统一。人才选拔和文字这两个因素，就成了文化统一及普及的重要原因。中国统一形象固定地扎根人心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交换。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出产，这些地方性的产业构成了全国性的交换。太平盛世时，地区间的交换限制最小，因此会形成经济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互相促进，使大家认为统一是一种常态。但问题并非一直如此，中国的文字没有分裂过，儒家正统除了细节上有争执以外，基本上也没有分裂过。可是，官僚制度却有不少的分理解，地方性的官僚有时可以僭越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和协调的问题。中国地域辽阔，古时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政权的控制必然有限。另外还有一个民族问题，中国的方言不同，是因为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在每一种方言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其它远族语言的影子。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再加上方言差别，使得全国统一的官僚制度在运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中央的若干权力被地方分享的现象。分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中央主动授权地方，另一种是地方把中央的某些权力截下自用。中央委托权力，形成了各省各区的划分与治理；地方的僭越，则造成割据与分裂，这是就政治权力而言。就官僚制度来讲，地区小还容易治理这一些。以民国为例，山西的内政不错，东北的内政不错，广西的也不坏，这就是以一个省为地区的统一。官员的操守、命令的下达、消息的传递，不管哪一方面，地方总比中央做的要好，因为官员觉得自己是为家乡服务，所以更为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