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就读于台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丰年学业，进入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人物经历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56-1962）
副研究员（1962-1967）
研究员（1967-1971）
通信研究员（1981-1997）
研究员（1997-）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989, 1999-2000, 2003, 2004, 2006)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62-1964）
教授兼主任（1964-1970）
讲座教授（1984-1985）
特聘讲座教授（2006）
美国匹兹堡大学
历史系及社会系教授（1970-1982）
校聘讲座教授 (1982-1999)
荣休校聘讲座教授(1999-）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1991-1998）
中国研究荣誉教授（1998-2001）
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1996）
SeniorVisiting Fellow, East-West Center,（1996，Spring）
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8-2000）
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2000）
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2005-）
东南大学荣誉教授（2005-）
随父迁台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转学历史归功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追忆王世杰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斥责李敖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