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文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最大的收获了。
　　第一个启发我这一点的是一位叫柴勃尔的美国朋友。他大约也是我第一个交结的美国朋友了。当我第一天上课，走进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史课堂时，我发觉自己到得太早了。可是室内居然还有一位更早的仁兄，胖胖的身材，塞在椅子里颇有把椅子胀破的可能。注视着他发光的秃光，我一时猜度不到他的年纪。交谈之下，我才知道他是一家小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适逢“六年休假”的假期，特来芝加哥大学选修几个学分，使自己不致完全禁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课后我们又一起去咖啡间各取了一杯咖啡，谈了一个钟头。对于这一位老前辈，一个初履异邦的外国学生当然想讨教一番。等我问到他该如何读书时，他反问我是在美长住还是短住。我告诉他只是来此读书而已，他的答案是：“哪么，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后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此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了他这句话的影响。我愿借他这句话转赠将要出国的青年朋友们，到美国以后，别把时间都放在书本上去，也要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题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1957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妆受第一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褥，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以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了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受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中国的政府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的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中足身分。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最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最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首，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