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启蒙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一个譬喻，听来夸张，却也有相当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区别文明的界线，不在于人能生产，人能聚集成群，人能歌唱绘画；甚至人可以有信仰，但是，如果一种宗教只有仪式，而缺乏相应的伦理与道德，这一宗教所在的文化，仍不能称为文明。当是有了是非与对错，有了超越“活着”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是普遍的，不只是局限于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人类文化，方得称为文明。人类历史上，跨过这一道门槛的文化，不过三五个，幸而，这些文明也会传布于别处，将其他文化也带入文明的境界，世界各处的人类，方得陆续进入文明。用文明的开始作为界线，在这条界线的前面，人只是“活着”，过了这条界线，人方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如果以这条界线作为阴阳界，一边是迷茫，一边是清明，则孔子为中国及其近地区的人类点亮了一盏明灯。
　　清代的阮元指出，《尚书》的虞夏商书，都没有“仁”字。——当然，这一说法又牵涉到《尚书》诸篇本身的年代问题，我们不须在此讨论。“仁”字，在《左传》中却至少出现过三次，一次是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一次是在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8年），一次是在鲁昭公十二年，是孔子自己的话。

　　在鲁僖公三十三年的记载，晋国的臼季推荐冀缺，佩服他在贬退穷困之中，田野耕作时，仍能夫妻相敬，认为他是人才。臼季的赞词是“敬，德之聚也，能敬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鲁襄公七年的记载，晋国的韩无忌本可继承父亲的卿位，但是他身有废疾，推荐弟弟韩起继任，认为韩起交游贤人，称得“好仁”，而且解释“仁”的意义是，“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这一解释，是为了回应晋侯称许韩无忌“仁”而发，可见是君臣之间界定“仁”的定义。

　　鲁昭公十二年的记载，楚灵王刚愎自用，众叛亲离，大败之后，死于干谿。《左传》记下了孔子的感慨：“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用是，岂其辱于干谿。”虽是孔子的话，但又是孔子引用“古志”，当然又是早于孔子的时代了。

　　这三段有关“仁”的定义，都意含恭敬与认真的意义。第一条是恭敬庄重，第二条是朋友相互匡正；而两条又都有以德治民的含决。第三条的解释，颇有不同的意见，大致不外约束自己，以实践规范。

　　在《论语》中，也有三条的解句，与上述《左传》三条“仁”的定义一样，而且都是答复弟子问“仁”时，孔子给的答案。《颜渊篇》第二章，仲弓问仁，孔子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第四章，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第二十二章，攀迟问仁，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孔子似乎都先以“仁”在旧日的含意，作为仁的解释。但是，他在那些解释之外，又添了自己的说明。

　　在第二章，仲弓问仁时，孔子加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勿怨，在家勿怨”。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遂是孔子为“仁”的观念，赋予重要的新含意。这一句话，历来都作为“恕”的定意。在《卫灵公篇》第二十三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与恕的关系，毋宁是儒家理念的核心，在此处，孔子于旧解之外，提出了崭新的内容。

　　在第四节，颜渊问仁，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回答，而且加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项细目。同时，他又提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一句话，说明了“仁”的自发性，也正因只有这样的自发性，“仁”成为人人有之的普遍人性。

　　在第二十二章，樊迟问仁，孔子先说明“仁”是“爱人”、“知”是“知人”，然后又说明“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补充孔子的意思，以舜用皋陶及汤用伊尹，解释“知人”的例子；解释仁人可以行仁政的意义；有了仁人，自然可以排队不仁者。在这一节中，仁的内容完全等同于“爱人”；孔子于是赋予“仁”以“人”应当“爱人”的普遍性命题，而且，爱人可以推广到使众人受益的境界。

　　以上三例都有扩充的余地。孔子后期弟子子张问仁时，孔子归纳了五项“仁”的特色：“恭宽信每惠：薛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第六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一段，大约已可包括前面三条的大部内容。樊迟又一次问仁，孔子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为人忠。”前面两句是恭敬庄重，而又衍生了认真做事的“忠”。“忠”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合而为曾子所说，“夫子之道，一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里仁篇》第十五章）则将所有行为规范归结为“忠”“恕”作为“仁”的内容，成为儒家思想的最简要的命题！

　　《述而篇》第二十九章，“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是强调颜渊篇第四章所说，“仁”的自发性。于是，“仁”是自然而至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篇》第六章）虽然“仁”是人自有之，却也必须守之勿夫，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即不能片刻离开“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第五章）为此，孔子将克己复礼的功夫当作持守仁的要目，而他最得意的弟子可以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难得可想而知。

　　人爱人与治民以德的原则延伸，一个人不但须求自立与自达，也须有愿心，让别人也自立与自达。这是由近取譬的事务。孔子为此告诉子贡，如果能够博施济众，就不但是仁道，竟可称为圣人的地步了。（《雍也篇》第二十八章）人先须能自修于仁，然后达到修己安人，安直接接触的人（例如亲咸、朋友、邻里乡党），最高境界，则是修己以安百姓，安天下的众人（《宪问篇》第十八章）看来虽有人已远近的分别，事业有大小的差异在仁道的修为，却都是可贵的。孔子并不轻易奖许古人，他对殷之三仁、伯夷、叔齐、子产与管仲，都以仁道称之，这是他对修己与安百姓看得一样重要。

　　仁既是如此重要的观念，孔子将仁看得重于生命，《卫灵公篇》第十五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弟子曾了，深深体会这番道理，才能说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第八章）从克己复礼的观念，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志气，其实都是一番不敢轻忽的严重。

　　《论语》二十篇，其中对“仁”的讨论，不下五十五处。孔子的弟子，经常以仁为主题，叩问其含意。单单樊迟一人，就有过三次问仁。孔子罕言利，却常讨论天命与仁。（《子罕篇》第一章）细数《论语》章节，论天命的地方，远少于论仁。孔子对仁的解释，处处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弟子问仁，也引发不同的答案。我想，不是孔子在“仁”的观念时有改变，而是因为他着力在阐释的工作，将封建制度中的德目，扩大为普遍性的价值，而又以“仁”作为这些价值的核心，将人之为人，归结为“仁”的体现。经过“仁”的延伸与深化，孔子给了做“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