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天下是分裂了，长期的分裂，然后由秦始皇统一。汉朝是中国很重要的朝代，至今我们还自称为汉人，基本上中国的语言群里，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是属于自认会说汉语的族群，这汉语包括今天所谓的北方话，南方话，乃至闽南话、潮州话……所有的话都属汉语群。汉的名称成为是中国的正字商标。那么汉代为什么能够维持四百年，中间虽有一次断掉，但很快又继续了。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这个朝代统治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他有中层的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的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们，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部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这一群人物。

　　汉代一开始时，有很严重的问题，至少有四十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候，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需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当时中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极高的高峰大概是到了汉代一百年以后，四千五百万人口。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十五万人、二十万人，但这二十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上层既无法将命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四十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二十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察举”在古代也叫选举，不过我不用古代名称，而用察举。

　　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大概花了两代的时间，一步步改进，最后的格式是这样的：二十万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不得像今天“拜托、拜托——”，而是考核这个人的品行，最初是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这类孝顺父母的人、种田努力的人，举荐起来并不难，提名是按可见的标准来提名，并不难。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如孝廉、孝弟、力田、举孝、举廉……都可以有不同名称，演变到后来是二十万人里找一个出来。这一位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作地方的文官、秘书、科员，做得好了，县长推荐到内政部去，或推荐到省里去。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觉得不错，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到了中央以后，有一段很要紧的时期，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郎。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到了中央都叫“郎”，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千个郎，累积过去留下来总是经常维持一千多人、两千多人。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年轻人做守卫，做跑差事的侍郎，做秘书，做所有的事。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都是郎来做，在这时，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特别好，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哪个郎不好。

　　郎须通过考试，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个重大的问题，你们怎么办？譬如说，海峡两岸交流了，你的意见该怎么书？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或者核四厂该不该办？该拆不该拆？写篇文章出来，看你的政治意见，看你的方案，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若这个人不错，记在人事档案上，等到有好的事情，就派他去做。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一级级的训练，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然后考验他们，再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动时，第一年是试用，试用得好，再给你两年的任命，或三年的任命，三年的任命做好了，才决定加你的薪水，或升你的官，或贬掉你的职务。如此使汉代不仅有个相当健全的文官体系，而且更要紧的是，这些官员来自全国各处，二十万人才选一个，这些人跟家乡总有来来去去的关系，总有消息，使得全国的事情都可以经过这些“郎”而传达到中央去。汉朝经常有朝廷上开会的事情，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存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倒也没什么拉麦克风的事情，也没有说选举一定要选委员会，人家做事照旧做得清清楚楚，蛮好的。

　　这一个凝固的中层阶层，长久累积起来，退休的就回家，变成地方的领袖；年轻的进入政府，就变成官员。当然，最后仍发生了毛病，若干地方性的家族，垄断了地方上的代表，这是到了后来，大概花了一百年左右，大毛病才出来。换言之，汉代政制没有毛病时，这个中层结构很不错，即使出了毛病之后，还是有一群不管是世袭也罢，不是世袭也罢，这一群人成为统治阶层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联系的中间层；执行政令是他们，反映民情也是他们。而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相当不错，即使在若干大家族垄断最严重的时候，据我个人的研究，大概垄断的 也不过是三分之一而已。中层阶层里，有三分之一是若干地方性大家族垄断的，另外三分之二，还是相当程度的从一般人里选出来的。这一中层是汉代最大的稳定力量。中层的人的升迁，速度最快的，是从提名为郎到征辟举孝起身，算他二十一岁吧，十年，到三十一岁做到二千石。从一个起码亿选人做到部长要十年、十五年并不稀奇，但是他也不会长久在高位子上，过一阵他就退下来了。汉代有一个对于老臣特别尊重的制度，当执政顾问是真要替国家办事情的。一般大概干到四十九岁、五十几岁，六十岁以后回家。五十到六十岁这一段是资深政治家，好的、有用的摆在那里，帮中层做事。这一个结构，我认为很好。假如我开一个公司的话，我要用一个很健全的中层干部组织，同时，有些能干的高级干部我一定留在旁边做我的高级顾问。我不要他管这实务，要叫他替我想问题，替我排难解纷；当各个执行干部发生问题时，叫他们去调查毛病在哪里。叫他们去找出解决的方案，叫他们去调解纠纷。

　　汉代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两者并存，又有文官，又有皇帝，互相制衡，这使得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因为他们能够反映全国老百姓的需要。汉朝皇帝出命令，不算命令，要宰相和皇帝一起出命令，才算命令，就因为这个中层结构，非常稳固，也非常强有力。几千年来中国朝代的制度建立在这个基本模型上，皇帝与文官相配合，世界各地不多见。拜占庭有过文官，但拜占庭的文官跟宗教分不开；古罗马有过，但跟罗马城本身的罗马人脱不开；日本要到德川以后才有文官，但文官是从军人出身的，文官的训练不够，大名们的分散权力使得德川底下的政治力量不是那么集中，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中国帝制下的文官是非常特殊的，中国能维持两千年朝代更迭，一朝换一朝，始终是这样——皇帝可换，文官体系大致不变，即使制度也有修改的地方，但基本上以文官来抵制和平衡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