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晚季，以至战国，封建解体，列国竞争日烈，政权须应付的问题日烦，于是专材日见重要，管理也日渐严密。古代中国以此由宗族父权式权威转变为君主式的约定权威。在约定权威之下，职务的分配、俸禄的给付、升黜赏罚、职级品秩、督察计核，均逐渐发展；地方政府也渐以中央代理人的地位，取代了半独立的小型中央。这些似乎就是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若干性质。至于人材登庸的制度化、各部分职权的明确划分与制衡、档案与法典的正式化，都有待于秦汉以下各时代的演变，在古代中国，官僚制度不过是一个雏形。韦伯（Max Weber）的"官僚"定义，用中国古代的制度来考验，可以看出其有用的程度。战国的官吏，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即使可能比较秦汉以后的官吏多一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自由。官僚的结构，越到战国后期，可能越近于整齐，越有组织。职务的分类也和专长观念相配合，但是特定的资格，却从未成为中国官僚制度的实际要求。战国只有一些较粗浅的分类，殆及汉代以后，中国的官员始终是通才主义大于专才主义。考试，以战国只是考察试验，前者同于汉代的三年以考殿最，后者同于汉代真除以前的试职；都还说不上现在所谓考试二字的意义。战国虽然已有了金属货币，并且在交易行为中普遍使用，很奇怪的，战国官员的俸给，似乎仍以实物——粮食——为主要的给付媒介，也许战国时代列国货币单位的杂乱，影响了币值的稳定，使金属货币不能担任这个角色。

　　至于官员的专业性及职位不归任职者所有，都已是中国古代很明白的观念。可是中国自古以来，除秦始皇一度废除过宗室的贵族外，一直有皇亲国戚、宦官佞{亻幸}一类人物，构成了官僚组织外面的一层不合理因素。战国列国，以秦国之组织化，犹有穰侯；其他各国莫不有一些贵戚干政的现象，其故殆是强大的家族观念在作崇？这一点，使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发源甚早，并且一开始即臻于很复杂的地步，却始终不能发展为完全用能力及绩效来考核，完全用功能联系来配合的统治机器。

　　中国向来以采用考试制度与监察制度的发明见称于世，其渊源则当溯自战国时代法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