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文化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于士大夫。文化力量民社会力量的结合也是于士大夫。宋明以后，中国士大夫文化阶层的性质有了改变。唐代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为国家揽于彀中；但是，具体的变化在宋代以后始逐渐发生。南北朝时，天子可以命官，却汉有封士大夫。士大夫的资格决定于大族的力量。士大夫的身分、社会地位是继承而来的；然而宋明以后，士大夫的身分却由科举功名而生。场屋不利，不得意的秀才多得很；即使得意的也需耗上十年寒窗才能脱下青衫换紫袍。士大夫透过文官制度变成政治力量的附庸。士原是中国最有独立自主力量的社会群，现在却附丽在政治力量上面。正如萨孟武先生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已没有独立谋生、求得一粥一饭之饱的本钱；知识分子仰人鼻息，自然不能在任何自主性了。

　　诚然，自宋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依附国家、依附政治；相对来说，士大夫也还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可以制衡君权。国家虽有凌驾社会力量的优势，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地方权与文官权双重结构之上的。中国的官与儒家意念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他们是有“信仰”、有思想立场的社会精英，不是为生活而奔波的雇员群。这些文官固然是谋求禄位权势的现实分子，却也秉持用进退藏的原则，为实现儒家理想而出仕，并时时以儒家理想为尺度，绳墨实际的政治。这些文官有集体的实力可以制衡君权；又有自主的科举不断补充新血。从科举制度衍笺文官制度既是政治力量，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野有一段是重叠的，有一段则是对抗的。

　　中国的读书人可以进，也可以退。在朝，他可以抗争，但是抗争的力量不大。真正有力量的抗争是在辞官归故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这种情况，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读书人不依靠政治力量，全凭学问与良知针砭纠弹实际的政治。在明代，读书人多多少少有些不靠政府的自立性；于是，在明代政治腐败、国家机器衰败的时候，民间的社会力量可以昂然抬头。东林、复社便是这种力量的代表。这种机会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常见的是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分合。在微妙的平衡下，政治与社会可以合，也可以分。更微妙的是，在君权过分干涉文官制度时，文官制度的运作随之失灵，甚至瘫痪；国家权力遂为之不张，社会力量却站起来了。可以假定中国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抗不是两极的平衡，而是三方面的平衡。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中间有一层文化力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于文化力量透过社会力量发挥制衡政治力量中的君权。反之，如果文化力量有单独发挥的机会，则又是思想内向转化的时候。思想一旦脱离社会，像宋明思想减少对社会的关怀，强调个人内心的反省，强调个人的道德，则文化力量制衡政治力量的机缘随之而减少了。与汉代知识分子社会参与性很强的情况对比，样明以后知识分子强调内省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相对减弱。明清以来社会力量有可以发挥的机会，士大夫反而不能配合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平衡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升降消长，颇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