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当我们提到每个名词之时，就已经是在做比较。如：我们用到“封建制度”、“民主制度”、“专制极权”等这类字眼时，基本上，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在做比较工作了。当我们不自觉地将一个国家发展的制度与另一个国家发展类似的制度相比较时，往往便便忽略了这些名词适用的范围于此是否恰当。虽然我们做了这些不自觉的比较，但却不能更精细地加以区别与界说，这是做比较研究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拿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硬加在任何一个未经同样研究或同样解释的文化体系之上。这种便是在做不自觉的比较，甚至于在做自觉的比较时，因为不谨慎，没有精密地加以界说而产生的弊病。但如果我们好好地做"比较研究"时，有两个方法：一是比“同”，一是比“异”。世界上没有两个事物完全一样，所以可以取其同处或异处来谈。但常常做比较研究是用比同法。事实上，取其异点的比较法所获得的启发未必比取其同处所获得的少。（以“比同”的例子来说，“封建制度”在日本、中国及西欧固然有若干相似点，但相异点也不少。）但往往我们不自觉地便注重它的“同处”而忽略了异处。在提到相类或相同的制度时，我们往往只以为两个相类的事物应该有相似的前因及后果，这是“比同”常有的弊病。而举“比异”的例子，如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的专家，他提出为何15世纪后在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就是以“有没有产生”这个比异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属于科技史，也属于文化史的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我们若贯彻“比异”这个角度来讨论此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提出，为何文化制度在中国能发展得那么早、那么复杂，而在西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发展出像中国那么复杂的一个制度出来？这两个问题都是比异的。往往在比较差异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有个假定，即发展多多少少根据类似的逻辑。即国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应该有文化系统，这个假定是设于第二个问题之后。而这时我们便得考虑这个假定是否必定成立？同样在李约瑟提的问题中，我们也得自问：为何非要有科技不可？逻辑为何一定得产生？为何到达一定的经济水平时该有科技的产生？换言之，即文化的一个角度与文化的另一个角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相关性、逻辑性？经济制度与科技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更细密一点说，即科学与技术之间是否有必然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比异”时容易忽略的，但却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无论是比异或比同，当我们用这种比较方法来做更细密的推敲与思考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文化发展的趋向、方式及型态，并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这些线索或步骤都在人自己每一代所做的决定上，而每一代都有它自己一个新的决定。后代是抹煞不了前代所做的决定后造成的事实。假如说中国的文化已经决定将最大的主力放在统治结构、社会关系上，而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其子孙便很难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基本性格问题。做比较研究的结果，会使我们发现一些文化的基本性格在哪里、一些文化的基本转捩点在哪里？转捩点可分大、小两种，大的转捩点是突破，小的转捩点是转换。做比较研究便可使我们发现每个文化的转捩点的所在，及转捩点它承先启后的过程及方法学。也可以由此看出整个世界历史是几条不同的轨道，怎样在其中错综复杂地交合成几条单独历史的演变、几条历史的河流。这就是靠比较研究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这是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第一步工作。既以历史河流为比喻，我们可注意到第二个问题，即除了做比较研究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河流与河流之间的交会、分歧与彼此之间的干扰。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讨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的影响。我目前所从事的比较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文化与文化接解时，发生了什么事？如：两河流域与爱琴海文化接触时，地中海东岸发生了什么现象？又如希腊接受大陆的影响；罗马世界接受了基督教后，印度世界接受了伊斯兰教后，中国接受了佛教后，他们发生什么现象？这些都是所谓的“交会点”。对于这些交会点是不可以轻易忽视的。而最后一个交会点，便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统，发展到重商文明，又在近代侵入别的文化世界，在别的文化世界发生了什么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文化在交会点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一大串交会点发生的问题。讨论到这种交会时，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些交会点上，是否可归纳成若干一定的型态--如它们有没有抵拒，或接纳、重叠的型态？有没有确定的方向可寻？此时，每个文化河流的基本性格便显现了出来，有的容易接受、融合，有的则否。只有在比较研究工作上，才可以使我们看到，哪些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反应是秀特殊的？哪些则否？在中做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将一些特殊的现象视为普遍，而将该视为当然的平常现象视为特殊。唯有做比较研究时，才可以免于这种流弊。例如，佛教的进入中国，中国的接纳；与伊斯兰教的进入印度，印度的接纳，这两种情形便迥然不同。这当然可归结到佛教与伊斯兰教基本性格的不同；印度前期文化与中国前期文化的基本假设要件与取舍的不同。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看见，中国与印度那样的选择并不是常态的。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每个case都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本质。所以，该推究的是它的因果而不是它的模式。这就是做比较研究的第二个问题--用“交会点”来做比较研究。
　　第三个工作是，一个历史河流本身在它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它转变的方向，重生的力量，有时候可以看它凝结成什么样的制度。当然，一个制度由新生到凝结的过程，纯度愈高愈好，内部和谐性与坚固性愈高愈好。但，如儒家在中国的发展，往往一个制度发展到很完美的地步时，同时也失去了弹性，失去继续挣扎的时间与空间。我个人在研究古代文明时，发现印度文明中有几个Harappa文明，在印度河流域有两三百个据点，都发展得很完美，纯度与和谐性都很高。但当雅利安文明侵入时，它相对地因僵化而不能适应，在面对新形势时不能够产生新的调节作用。因此，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dynamic（动能）。它内部的情况愈复杂，动能就愈大；情况愈单纯，动能就愈小，这是我上人所推演出来的观察结果。做比较研究就是视整个世界为一盘棋。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有些却是当代的人在当时、当地所做的决定而使其如此地发展。以此为基础，才能对每个文化本身单一发展的过程、特性有更深刻的看法，对世界历史才能有整盘全体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