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之初有两点：一是历久不衰的亲缘意识，一是天命观念。将这两点与其他伟大文明的发展过程相比，可以显示中国文明的特色。两河流域有许多城邦，一个城邦包含若干聚落，最大的聚落是城邦的核心。城邦有一位保护神，这位保护神的神庙便是城邦的中心，也是城邦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城邦与城邦之间和战分合，关系不定，逐渐演变为城邦的联盟；而联盟之内又必有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两河历史上的“朝代”即居领导的各城邦的名称。联盟各邦的保护神在传说中合组为一个神祇会议，而由居领导地位的城邦保护神居首。各城邦的保护神在会议中为其城邦的代言人。神祇之间，有争吵，也有欺骗，神祇的行为并无道德与公义可言。例如，有一位女神是明星之神，也许是后世维纳斯的原型，她的行为任性而变化无常。从中国人的道德标准看，明星之神祇能说是荡妇，其他诸神也不比她好多少。两河城邦联盟逐渐演化为国家。在巴比伦王国时代，众神之中有一位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祇是众神在神廷危急时推选出来的。每位神祇送他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便成为法力最大的神。这神祇有权力，却不是道德的守护者，因为他不是以德服人。在古代两河流域的神权中，没有道德的观念。《旧约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在尼尼微流亡，尼尼微的巴比伦人崇拜两河流域的尊神马道克。这位神祇不是以宗神、保护神，或城邦的神祇形式出现；他是生命之神，掌握最高的权力，只差一步就可以演化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但是马道克只是生命之神而不是道德之神。正因为有这一步之差，两河流域最终停留在前文明阶段而没有进入文明阶段。

　　再与古埃及的神祇比较，尼罗河流域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尼罗河上、下游未统一前，沿河发展的聚落各有神祇。尼罗河统一成为一个王国后，这些神祇经过鬲合，有的成为传统中的亲属，有的变成有两个名字的神。譬如说，日神既名为亚蒙，又名为瑞，又名为荷莱士，即是几个不同神祇的融合；又譬如，奥赛列斯与赛特，在传说中是兄弟，而荷莱士是奥赛列斯与艾赛斯的儿子。日神的神廷上，有各种不同神祇分掌不同的职能。正如人间的皇廷，天上也有皇廷。但是埃及的神祇世界不具特殊的道德观念，只在艾克那敦王时代曾一度有一种新宗教，而且这种新宗教所崇尚的一独一真神（日神）颇具为世性格。不过艾克那敦的新宗教很快就消失了。至于这一新宗教是否与后来古犹太教的一神信仰有历史渊源，此处无法申论。埃及的古代文化颇多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整体说来，古代埃及仍处于前文明阶段，因为古代埃及还没有道德判断的明确观念。即使在古埃及的信仰中，有奥赛列斯担任阴间的裁判者；然而，这位冥王裁判的是个人而不是天下，埃及人也不认为政权必须由有德者掌之。古埃及的原宗教已演化为正式的宗教，可是宗教并未与政治结合为一个以道德为主体的政治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