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俗话里面，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某某人是落后了，某某人是超过他的时代。这种语气隐含着一个意义：某一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因素，而这个人居然能脱开了这个时代。更常见的句子还有：某革事情是必然的，时势造成了如此；或者，这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历史上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与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在史学上争辩不止的事情。

　　有人群人——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论派--认为无所谓人类的性质，只强调人类的历史，一切人类的作为，事实上都决定于他过去的总和，也就是过去的历史的总和，这个历史的总和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作为。这种历史学派是近两世纪来的产品，可是它的渊源可追溯到神的意志的不可违抗，追溯到西方基督教教义最盛时，中古时期上帝的城的降临是不可免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避免这个已决定的遭遇。

　　另外一种学派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同一个根源来的，也就是现在一种逃避与消极的，被人误称为存在主义的思想。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之下，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也没有意义，人类并没有活着的价值，人活着只是拖下去。严格讲起来，从存在主义真正的定义看，这种说法颇有加以商榷的余地，可是不幸这种尽可能在今天各地相当流行，在今日的台湾，这种存在主义思想也是相当流行的。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历史下面一个很可怜的生物，人自己很少有可以做决定的地方，也很少有可以由他自己发生影响，发生作用的地方。

　　第三种可以说也主张历史是已经命定了的。这一派中有很多分支。譬如说，唯物史观的一派，认为物质和生产工具决定了人类演化的阶段，没有一个进化的阶段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最后一个阶段，在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否定了许多个人因素，认为一切人类的历史，不管是哪一种国家，哪一种民族，哪一种文化，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轨道去走，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这个轨道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地理是决定的因素，于是将历史的情况都归结到地理的条件而解释之。这种所谓归结于某一个原因的学派，为数是很锪，我们现在不容易一个一个的来细说。对于历史学上的种种学派，可以由商务印书馆丛书中一部西洋史学研究法的书去讨论，我们现在不用赘言。

　　第四个学派可以叫做循环论者，换言之，他们认为人类是注定了要一圈一圈，周而复始的走自己已经走过的老路。对于这种学派，最著名的如Spengler由西方文化的衰老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认为人类有生老病死种种阶段。这一派最近的典型就是现在很红的书：《历史的研究》。（固然这部书的作者汤恩比的理论，严格讲起来是和历史的循环论者不太一样的。不过其中的细节讨论，也应当可以在西洋史研究法中出现，我们不用在这里赘及。）

　　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种理论，总而言之，我们看见：或者是一个神，或者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法则，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好像历史就是整个在人类的掌握，人类变成了历史魔爪下无法逃避的一个很可怜的小动物。这种说法和过去曾流行的，如西方的Carlyle，或者是中国史家注重英雄个人的作为的传统，两者是太不相同的。在Carlyle的书中，认为一切的作为，事实上都操之于少数的个人。中国的传统历史观，也往往决之于个人的行为，治乱都操之于少数人。也就是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种由个人决定造成历史的理论和上面所讲的历史的必然性的理论显然背道而驰。两者对比之下，我们可发现这两条路事实上都犯了偏执的毛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他自己的环境，也没有一个个能逃出他成长的过程，及成长过程中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决定论似乎有很大的分量；换言之，人类是历史的产品。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史中具有文化意义的一段。历史与自然史的差别在此：自然史是整个自然界的变化，其中并没有放进人类的自己行为，人类正如同许多生物一分子；因此我们不能够说鸟类有很长的历史，除非说鸟类这种族的演化是具有很长的历史。假如用文化的意义来说，我们应当说人类历史的起源是文化的起源。在亿万年间，有一个猿人也许拣起了一个石块而灵光一闪，拿这块石头用来击打核桃，而第二次他又觉得同样的用石头还可以做同样的用处，甚至于他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用处，这正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在这位猿人开始用工具以前，他的环境正如他周围别的生物的环境一样，可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在这种意义下面讲，我们不能说历史决定了他，而是他创造了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决定论在历史刚起源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困难：历史刚起头的时候并没有历史可以决定人类，而人类的性质，人类的行为居然就产生了。这个难题是历史决定论不容易跨过的门槛。

　　现在讨论所谓存在主义论。存在主义论者他们不承认过去具有意义，也不承认未来具有意义，对他们唯一具有意义的只是在今天。诚然，人类不是为过去而活，人类也不是为未来而活。不过今天假如是一个很短的时候，短得只有独立的分和秒，瞬间和瞬间各各独立，没有延续，那么我们根本不能谈任何生存。生存必须具有一个时期，具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只要有时间的长度，而时间之中前一个时刻与后一个时刻是延续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认识在延续之中有变化，而且变化必有其因素。一旦讨论到这个因素，我们就不能不讨论到历史中的人物；这些人物自己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周围？还是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一无所动一无所事，而听任环境来决定支配？这是存在主义者最大的难题。

　　某一种因素决定历史的学派，其中有很多分派，不过些分派可能教师有相似处，都单独排出某一个单一的因素，认为这个因素比其他一切的因素具有更早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具有发动历史的力量。可是这个根本因素，我们往往会发现，追溯到最后的时候，并不是如此的自我发动。因为在这个时候，"根本因"仍须等待别的东西来触发。那么，那些触发的东西如果是别的因素，我们就不能说所谓"根本因"的那一个因素就是最后的原因。了。有些学派，譬如说赞成地理决定论者，认为地理或是气候，或是人群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决定这个地区人类历史和这个文化的最重要条件。可是大地不变，高山常青，四周围的环境变化，往往比环境中人的改变要缓慢，要微小。在这微小改变的舞台上，为什么这些剧中人物还有变动呢？为什么同一个长江大河中间的中国人，长江没有改变它的流量，大河也没有改变它的方向，可是中国在这多少年中遭遇了许多不同的命运，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事件？

　　第四种历史决定的学派是所谓循环论。循环论者如Spengler那种用生物来比较的学派，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假若人类文化有生命的过程，假若生命的过程类似一个生物体的话，过程中间还必然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例如新陈代谢或者别的自然的条件，影响到他的生命过程的长短与休咎。在一个文化或者一个社会，生老病死只是一个现象，决定现象的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方是解释变化的造因。也就是说循环论派只是提供我们一个现象的观察，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在循环派最近的一位大师汤恩比的理论里，有些文化是要死亡，有些文化是要重生，有些文化是要僵固在那里，有些文化要夭折，而有些文化要融入其他的文化成为其中一个支派。这一论点已根本的改变了历史决定论的论调，而加进了“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