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的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

　　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武帝末年，罢戌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

　　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歙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的，然而逐步的改进。

　　Ester Boserup讨论农业生产条件的名著，虽只是短短的一本小书，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修正。近年来，经济史家对这本小书，已有了不少辩论。她认为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常见的情形，因人口密度高，农夫才以为集约式耕种可以在同一单位面积的农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农夫已知道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若人口密度不到一定的水平，农夫也犯不着在一块小面积土地上用尽气力。另一方面，人力供应充分，也由人口增殖而不成问题。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夫势必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生产量的增加。

　　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而新开放的公田也很快的不够分配。人口压力已很明显，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得到推广，当与人口压力的情形，有其对应关系。在此以前，汉室已长期实行劝农政策。而政府中人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也未尝不时时留意，例如董仲舒就曾建议鼓励三辅关中农户种植宿麦，董仲舒的奏疏说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足见其目的为以增加一次冬季农作，庶几因收入增加，而改变农户收入，使农民不致脱离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