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讨论为什么近代西欧这一特定的时空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主题是讨论新教伦理的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但是，由于韦伯必须从事比较研究，所以也讨率中国的宗教、犹太的宗教，以及印度的宗教。所有这些比较的研究，都不外为了求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最近，韦伯的理论在东亚大行其道，不时有人讨论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的关系。我现在不谈这一主题，且先回到他原来的命题。实际上，韦伯讨论中国的问题自有其专章专节，我们并不需从《新教伦理》这本书引引申。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着意将中国与西欧对比，指出三种差异。第一，中国是一个普世的帝国，而西欧则有多国的竞争。第二，中国是有文官制度动作的社会，而西欧则有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第三，他说中国有入世的理念，而西欧则有苦修的宗教。大家最近讨论韦伯理论云云，儒家伦理云云，都集中在第三条。事实上前两条是不容忽视的。在普世帝国与多国竞争的对比上，普世帝国有一个庞大的政治体制，这体制的动作令全国的财富得到适当的调节，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独肥，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独瘦。秦越肥瘦的问题的普世帝国时就不出现了。在传统中国，某区有饥馑，国家不是移民就粮，就是移粮赈民。经过不时的互通，无论什么地方也难有长期累积的资源，更不用说由别处剥削而来的累积财富。再就个人的累积资金来说，中国当然也有贫富之差；但是，中国人的理想总不赞成财富太集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也不利于资金的累积。相形之下，西欧世界国与国之间不断竞争，一个国家是一个主体，不必顾他国的死活。在近代资本主义屹起之际，英国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武力掠夺而得的财富可以集中于一国。国际贸易得来的利润也可以集中于一区，凡此都可转变为发展经济的资本。

　　第二个对比是文官制度与城市经济，此处集中讨论中国的文官制度。韦伯以为世上有两种文官制度：一种是所谓理性的文官制度，另一种则是父权的文官制度。其实，近代文官制度的发展已有不短的时间。今天回顾历史，世上大概并没有真正“理性”的文官制度。不要说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大型企业制度在管理变得过大，历时太久时，体制内部即有种种弊病产生，既有尾大不掉之患，也有运作困难之弊。不少公私管理系统，日子久了，工作效率就降低。我在匹兹堡信了二十多年，眼看着联邦钢铁公司一度是世界钢铁业盟主，却最终败落。这家公司的没落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制度越来越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有十三位副总裁，而每一位总裁又有一大群部属的机构。公司负担沉重，公事层层转递，处处会议，决策及执行者都麻木不仁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巨兽，一个难以转动，又吞蚀资源的庞然大物。联邦钢铁公司不是唯一的个例，美国所有的大企业无不如此。这些企业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理性”的文官组织尚且运转不灵，美国最近经济一蹶不振，管理组织败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之大，朝代延续之久，焉能避免文官制度的臃肿腐败？管理系统以政治权力宰制社会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又怎能在中国出现？

　　接着，我再比较入世理念与苦修。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伦理以为卡尔文教派新教徒因为冀求神恩而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余英时先生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商贾伦理的研究。中国的商贾伦理是由儒家伦理发展而成的，经营致富有道，也有强烈希望成功的动机。中国的入世理念转化为慎独功夫，何尝没有强烈的“紧张”感，而这一分“紧张”其实也像卡尔文教派强调的“紧张”一样，可以驱使个人发而为成功的动力。

　　检讨韦伯关于中国与西欧的三重对比，似乎入世理念并不是严重的障碍。大帝国内部缺少列国竞争，也许会阻遏资本的累积。第二个主题：文官制度的负作用是近代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近代资本主义未能行于中国，与中国重视亲缘组织有关。中国社会中的亲缘团体，不管是大家族还是现代的家庭都是社会的基石。亲亲的观念使中国人爱有差等，在爱有差等的影响下，交易就不能完全公平与开放。亲属之间固然也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卖货给亲友，价码总是会客气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是市场竞争，价格与利润都取决于自由而无差别待遇的公平竞争。中国的爱有差等就难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于是，近代资本主义也就难在中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