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在民国初年曾发表过一篇《中国史叙论》，作为中国通史的纲领。在叙论中，梁将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三段，兹摘录原文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有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座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成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涉者，唯苗种诸族类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唯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俟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烟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梁任公分期，以种族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在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本文将借梁氏分期，稍作修正补苴，以明中国史演变的几个大关键。

　　第一期的起点，在考古学上，当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已不是由中原发源，而逐渐辐射到四方的局面。虽然以今日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时间，仍以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为较早。但是，东方渤海边，南方长江三角洲，西边关中以至陇右，长江中游三峡以下，以及北方的草原上，都各有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其个别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非由中原文化的余润波及。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由于长期的交流与接触，中国各地方性的新石器文化，逐渐趋于一致。由其异处而言，各地的文化仍各有特色。由其同处而言，任何两个领近文化之间的差异已难有界限。自东徂西，自北徂南，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别，由此端到彼端，仍有极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任何一条横纵延线上，找不到明白可认的分界点。因此，二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在未能确立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时，曾有龙山型文化的通称，以描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面目。其实若以若干共同特征的出现而有龙山型文化的命名，则各地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的确具有可以称为原中国型的共同面貌了。

　　由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无疑已是明白可稽的中国文化，其特点例如：食物为黍稷与粮米为主，衣有纺织品，住在夯土与木建构相结合的建筑，青铜器由新石器时代烧窑技术发展而来的礼器传统，宗教是以巫为中心的天人相通，社群以亲属群为核心，并由此发展为祖灵的崇拜，文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系统，其来源可以上溯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等。凡此，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特质的渊源。

　　不过，中国的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当在中国地区主要人口发展了成群的共同意识之后。殷商的国家仍视别的群体为外人，仍是种种的敌对团体，殷商的“帝”，也未脱宗神与部落神的特征，只有殷人可以崇拜与祖灵相通的“帝”，也只有殷人会蒙受上帝的降福。殷商国家逐步扩大，自然也将殷商文化圈相应的扩大，而包容了其邻近的文化群。殷代"新派"的祭祀，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殷人的祖灵及原有的若干自然力。这一番扩大，毋宁是走向普世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真正将宗教信仰推向普世化的工作，当在殷周交替之际完成。周人伐商成功，将“天”的威灵，赋予了道德的裁判权，周人拥有天命，因为上天降监，在各邦中选择了周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天命唯德是亲，是以天命靡常，甚至受天明命的周人，也必须时时警惕，不得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周人的天命论加上由外婚制建立婚姻关系，周人可以包容与接纳所有的外族。周王众建亲戚，作为周人秩序的藩屏；这些封建网中的诸侯，也多与当地原居民发生婚姻的关系，也一样包容与接纳各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周人的诸侯圈中，文化的二重与多重性，不但容忍原有文化的存在，而且开启了文化融合的机缘。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继承了前世，也融铸各文化为一体，以天命为普世文化的基础，以周人的封建，扩大亲属为普世的政治体制。

　　春秋战国，列国交争，普世的文化却未因交争而削弱。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四周扩散，甚至将问鼎轻重的荆楚也卷入了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各国政治体制一步步摆脱亲属血缘的约束，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其普世性格也因此日益加强。孟子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表现的意识是期待普世秩序的一元化，儒家的意志，由敬天法祖，而变为仁与孝，而发展为仪与礼，也一步一步将普世的天命，推向普世的人文精神。

　　任公以秦统一天下，作为“中国之中国”的完成；其实，秦汉帝国四百年的融铸，才终于将“中国之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定型。中国是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