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知识分子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继承人，以儒法二家尤为重要。儒家与法家都以改革政治为其使命，因此汉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有无法割舍的兴趣。正是儒家的士（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政治的特征，这是本文必须包括政治性角色的主要原因。

　　最早出现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孙通一类人物，以其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威服务。此种人物可称为政治权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孙通之流，明礼仪知掌故的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内。事实上，这一类型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成员。符合韦伯所谓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专家们并不具有任何个人的理想，可以为任何掌握统治机器的权威服务。规章条例繁杂苛细，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处理政府簿书，已非专才不可。因此汉代法律与经学一样均多世家，父子相继，家世传授，西汉的于氏，东汉的郭氏，均是以律法传家，甚至地方吏掾，也有世袭的情形。同理，礼学专家也多世袭，如普徐氏世为礼官大夫，也是由于礼仪复杂，非素习不能。这一类型的人物，以知识为换取禄位的工具，夏后胜每讲授，常告诉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知识只是商品而已。

　　第二类是理想型，如董仲舒一类知识分子，努力建立一套理论，希望用知识多少约束节制政治的权威，此中第一流人物，如贾谊，辕固生等人，颇能因为有道德勇气而不轻易屈服者，是以贾谊曾说：“主人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逢为也。”其中特出的极端人物，则是眭孟、夏贺良、京房诸人，持守理想，以至用理想要求皇帝退位。其次也可以儒家理想，纠弹现实政治，萧望之，鲍宣之类为数甚多。然而汉代的理论系统仍以维护君主政体为前提，因此儒家思想往往不免迁就专制政体。即使大儒如董仲舒，以及第一个拜相的儒生公孙弘都不免以儒术缘饰。西汉晚期的名相翟方进，以儒学起家，在朝方正，豪强畏服，然而仍不能自免于希旨以固位的毛病，所谓“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法律，号为通明相。”是以班固在几位儒家丞相合传的传末感叹：“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以上二类政治性知识分子，事实上均为官僚组织的一部分。汉代的知识分子中，这二类无疑是仍最主要的部分，只是眭孟诸人不多见耳。

　　在知识分子获得极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有若干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想的世界来绳墨现实世界，这是第三类的角色，可称之为批评性的角色。在西汉时，这种人物不算多，但《盐铁论》是儒生集体批评。在东汉则有好几位代表人物，如王符、仲长统、崔实，都能以在野的身份，论刺批评当世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弊病。东汉由中期以后，社会危机，如土地集中，贫富悬殊，豪强显贵横行一时。王符、仲长统、崔实诸人的理论，确实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发。然而若是知识分子没有针砭当世的使命感，没有一个衡量制度长短的尺度，没有一个好恶分际的理想，他们不可能具有批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若没有大批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听众，没有别的知识分子为他们传布和保存这些议论，他们名位不显，批评了也不会传留。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 群体已经成长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时，有群众，有影响，批评型的角色才会出现。

　　第四类的角色是反抗型的知识分子。东汉的党锢事件，即是这一类的角色。由李固、陈蕃、李膺、张俭、范滂以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维持理想中儒家中君主政治，不畏强御，与外戚宦官生死相搏。殉者视至如归，生者前仆后继，为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立一勇敢不屈的典型。他们之敢于如此，一则京师又为人文荟萃，二则全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形成了舆论，可以评论时政，月旦人物。范晔在《党锢传》序谓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开展业务伍，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又谓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畏惧他们的贬议。到发动时，加以援手者比比皆是，破家三族在所不顾。要言之，这批反抗型的知识分子有群众，也追捕党人时，天下骚有群体的不认同，而更要紧的，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善善恶恶的自觉。

　　第五类可称之为隐逸型的知识分子，由汉初四皓不应高帝召命，汉代知识分子中已有了隐逸的典型。《史记》以伯夷、叔齐、鲁仲连为第一等人物多少象征了司马迁在专制压力下无所逃死的精神避世所。先秦诸家中，道家原以隐逸为重，儒家用进退藏，或任或清原有入世出世两条选择。东汉重名节，不应召辟也是时论所尊重。汉代《逸民传》中人物及终生不仕号为处士的学者，矫情沽誉的人不少，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若在目击时艰时摆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法妥协时，逃世自匿，也是诚实的作法。

　　第六类则是地方领袖型，这一类事实已兼跨上列各类中的若干人物，在其未仕前或退休后，大率都具有地方领袖的资格。第五伦是一个例证，他在王莽时组织宗族闾里以自卫。后为乡啬夫，得人欢心。中途退隐以贩盐自给，变姓名以自匿。及仕光武，职任修理，而纠弹贵戚，方正峭直为时所惮量身具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及第五类诸种身份。《逸民传》中的逢萌曾任亭长，后来赴长安学《春秋经》，王莽时隐居劳山，吏来捕捉，当地人民居然集众捍御，俨然是当地的领袖。又如《独行传》中的刘翊，家世丰给，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是第五型人物，及遇种拂守郡，为名公之子，则起为功曹。在任抗拒朝贵为民全利，行为同于第三型第四型人物。黄巾乱时，刘翊救注乡里孤寒乏绝，资食数百人，则是地方领袖。

　　综合这六个类型。后面四型都以东汉为盛，其原故为由于知识分子阶层已成气候。知识分子以理想世界来衡量现实世界，遂产生有淑世以救世及逃世以全节的矛盾。以个人言之，对于意念与理想，愈忠实愈认真，其以理想责备现实愈甚，则其对社会疏离的程度也愈深。反之，对于社会现实及正统观念愈深，则淑世之志愈切，于是投身政治直接参与。但因此一念之间，有太过迁就而损害其原有理想者，也有因抗拒而以身殉者。至于为乡里表率，为地方领袖，仍是知识分子的隽英地位所必致的角色。中国儒家治天下的任务原由乡党亲族开始；因此在无法治平时，为一方的福祉尽力，也是好的。再以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言之，群体力量越强大，群体的自觉与使命感也越迫切。因此，上述六型中第三、第四及第五三个类型，只能广泛的出现于东汉而罕见于西汉。大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都在淑世与自好两端之间动荡，圣之任者与圣之清者都不能两全，而圣之时者是一个高悬而难以达到的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