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枢轴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与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在别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体系及其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婆罗门、僧侣与隐居的贤人；如犹太的法利赛人、利未族与先知；如希腊的辩士与哲学家。

　　普世体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够的扩张性，使枢轴时代文明扩散及其周围，吸纳其四邻参加体系。于是，普世体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势必涵盖四周，以达到其地理极限；普世的大帝国及大教团遂成为普世秩序的特征。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为中国，已及其古代的极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体系弥漫印度次大陆，甚至包含了邻近的锡兰与南亚各处。希腊文明体系的扩散，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犹太文明，则因其“选民”观念的自我设限，未能有类同的扩散；但犹太教普世真神的观念，却是后来基督教秩序能够扩散的基本原因。于是，如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语），印度也成为印度的印度、希腊也为希腊的希腊。

　　古代中国的普世体系，在汉代发展至极致；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仄，人事的发展每有如此辩证式的消长进退。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文官制度的重叠，使知识与政治权力有紧密的结合。权力腐蚀知识，终于因为儒家成了正统，而使儒家走向繁琐的学风。注疏之学的过度发展，使儒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识分子中有一批贵族。学术繁琐化及知识分子贵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组织上都趋于僵硬，不再能为体系作适时的修改与调整，也不再能为一代又一代提出当代关怀的问题与答案。东汉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则是古代秩序的崩解。与汉代秩序的发展相似，则有古代罗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溃。罗马统治阶层的贵族化，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过分保护，均可与汉代世家大族出现后，文明体系的崩解相比较，只是罗马统治贵族并非担负文化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犹须与印度教及耆那教竞争，是以罗马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汉代儒生一般长期的独占知识资源，也未长期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然而，这两个古代文明也终于崩坏，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古代秩序的崩坏，崩坏的动力不来自外力，而来自内部生机的衰竭，而生机之衰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文化之繁琐及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腐败的过程是由内部分开始的。

　　古代的几个普世秩序，在其盛时，力量都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甚至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扩张；如中国之拒匈奴于塞外，罗马之辟高庐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边外的扩张。但在其季世，则不足以抵抗外敌；西羌人众不及汉代一个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却能困扰东汉，使汉帝国疲于奔命。无他，汉帝国内部腐蚀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样的，罗马遂受蛮族之困，而贵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