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地区的核心区，社会的层级，显然易见。统治上层以宗教的诉求，建立其合法性。“琮”代表的具体意义，不在其是否象征天地的相近，而在于其宗教权力合法性的“法器”。“琮”本身有精粗大小差别，则代表的权力，也可能有差等。良渚大墓中，有象征权力的“钺”，而没有戈矛弓箭之属，则良渚的权力，似乎是不是由武力产生。“钺”只是代表刑罚的权力，未必代表征伐的指挥权。如果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生，即毋须诉之以武力的征伐。于是，负责组织与社会上层，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与一定的阶段，对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言，可以具正面的协调与组织功能。但是，如果社会的上层滥用权力，狂妄的提高自己的地位，浪费社会体系共同的资源，则其上层能贡献的正面功能，即可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良渚遗址中，那些土堆的人造小山与广大土台，必须动员大量劳力；那些精美的玉器，又须消耗不少资源。这种现象即是魏复古（Wittfogel）注意到水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腐化过程。Josephy Tainter的报酬递减理论也指出，有效的措施与因应策略，在一定的规模与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产生正面效应，超过了一程度，投下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效应即不能有预期的增长。于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劳力，所得不如所失，原有为了因应需求而设立的机制，即由正面功能转变为负面的负担。过重的负担，终于会拉垮原有的复杂社会体系。
　　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正在其文化最为鼎盛之时出现。在大量劳力投入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祭祀中心时，在精工巧匠耗费心力，取得贵重玉材，制作精美玉器时，良渚社会上层领导功能就消失了。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一个历时久远，地方广袤的复杂社会体系，即使已有足够崩解的因，还须有最后的推力为缘，促使社会体系的改变。良渚文化末期面临的机缘，可能即是当时的新形势。新形势之一，海退已有千年之久，淡水冲洗的将不少原来斥卤的沼泽转变为肥沃的土壤，良渚文化发展的水利社会已不须有同样的规模。地域性的社区力量，已是以自己处理小规模的水利，例如如开沟灌溉排水之类的工程。这一种新形势只能推测，可惜不易有直接证据。

　　另一种新形势则是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文化层叠压在马桥文化层的下面，两者是衔接的，虽然马桥文化的年代数据到不了距今四千年，离良渚晚期年代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史前文化渍变缓慢，文化差异也须有一段时期，才见其差异。马桥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出现了小件青铜制工具，如刀、凿、箭镞之类。在江苏宁镇地区发展的湖熟文化，吸收中原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祖源，也与马桥文化一样，是良渚文化的一支继承者；湖熟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青铜工具，还有用于炼铜的陶{缶本}、陶勺，显示已有自己的铸铜工艺。

　　良渚文化折人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显然青铜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及于东南，也当有其渐进的过程。江西新淦大洋洲的青铜器物，有明显的商代青铜文化影响，也有当地发展的土著风味。新淦文化的年代尚不会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之晚期，新淦与江南浙江之间，距离不远，有了新淦这样的青铜文化，足知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远达东南。良渚文化圈的余裔不会不受到这一存在于近处新事物的冲击。当然这一过程也是逐渐的。

　　当然，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不必只由江西一路及于东南，山东沿海以至江北淮南，也可是东南感受青铜文化影响的路线。更重要的因素，当是青铜原料的来源。近年来，在皖南江西都发现古代几个遗址。例如，江西瑞昌长畈乡铜岭地区发掘一座大型采铜遗址。开采时期，从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现在一般视为商代早期延续到战国时代，有竖井平巷，斜巷的复杂，发掘路线以木柱木框为支撑结构。皖南地区的先秦古代铜矿遗址二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铜陵，南陵，繁昌，贵池等地的小丘陵地带，年代当可上溯至商代，下逮战国；一般而言，冶炼甚至铸造工作，即在铜矿当地进行。由于铜铁共生，因此这些古代矿址，在后来也即是铁矿所在。江西安徽的铜矿分布甚广，该区距离浙江不远，而且河川繁密：由鄱阳湖与长江水系的河川上溯，越过不高的分水岭，即可进入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也可经由长江下流进入太湖周围。这条道路，自古即有物质流通。举例言之，良渚文化的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余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从溧阳到皖赣都不是难事，能由天目山余脉运玉到江南，也就能从皖赣运铜到太湖。皖南古代铜矿发现的许多陶器中，有黑皮陶，印纹硬陶的印纹，有云雷纹、米字纹、麻纹……，也有原始青釉的原始瓷器；凡此都是江南土墩墓中常见之物。皖南铜矿与江南的交通，昭然无疑。

　　如果良渚文化的晚期，土地开辟，自然环境良好，江南人民已不难在自己当地生活，不须再依仗大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与水争地。同时，统治广大众的上层阶级，却好大喜功，不断征调劳力，构作陵墓宫殿与祭祀中心，也耗费人力，制作精美玉器，以保证这一统治阶层获得神佑。这一复杂社会组织的君民上下已不能相契，而且原有组织也已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良渚文化表的复杂社会体系已有足够要裂解的“因”。

　　如在这个时机，别处青铜文化的信息进入江南，而且即在不远的江西皖南也有铜料可以供应江南。这时，青铜制作的斧锛刀凿，锐利易用，品质超越了原有的石制工具。良渚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如宁镇，即可有湖熟文化出现的契机，太湖地区即可有马桥文化出现的契机。这是促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的"缘"，也因为良渚的核心不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的创造能力，也就因为因缘相生，从此而消失。

　　以上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明良渚玉琮不再在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遗存中出现，因为这是良渚领导中心的专用象征。领导中心失去了维系复杂系统的功能，纲断而网散，一个大型的系统即裂解为许多从此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一个独立的次级系统，也可能仍会模仿沿袭原有领导中心，借用其权力符号，也保持其文化资料。只是这些“小朝廷”具体而微，不可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再造原有精美与宏伟。于是，假如再进一步推论，土墩墓是小社区领导阶层，为了模仿反山瑶山的土山，但是缩小了规模，也不能再有制作玉琮玉壁及以人殉葬。相对地，原始瓷器出现了，其光莹可以仿佛玉质；硬陶出现了，其花纹足以模拟青铜器的铸纹。于是，良渚文化的光华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撒在这些江南的土墩。毕竟，几个村落的人力，就地取土，也很能够堆筑一个土墩了。至于那些分布在太湖周边的小土墩呢？如果这些小土墩不是墓葬，而又似有长墙连结，则否可能某种边界的标志？土墩墓代表的社区系统，终穷还是为聚合为较大的复杂系统。后来的吴越两国，在分别接受中原与楚国的影响，终于凝聚为春秋时期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组织形式，可能来自外方的刺激；他们凝聚实力的基础，则是良渚复杂本系裂解以后，却继续承其文化动力的无数社区系统。江南地区的百生，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的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夹砂陶的用具外，又添了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用。在青铜文化的农具工具，应比石制更合用。农业、丝织继续发展。东南人民在良渚时代显露的创造能力，并不减低。西周以后，以东南所受青铜文化的影响说，东南并不只是输入外来产品，也有当地自制仿制品，及完全自制当地发展的纹样形制。东南精工巧匠，更在铸剑工艺，发挥尽致，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吴越的国家组织，虽受晋楚的影响，但都在短期内即能腾跃为霸权：若没有东南长期累积的资源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如此实力。良渚文化如耀目的星爆，本身一闪即过，由此储积的文化能力却为后世继承，蔚为东南方化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