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文官系统及其成员，亦即中国的士大夫或精神阶级（知识分子），在李约瑟的意念中，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近代，始终有文官系统在运作。然而中国的文官系统并不是他所说的专管水利、交通等等。中国的文官本系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为儒家系统担任思考阐释的工作，其性质并不是在现实的处理应用问题，都是为了道统做延长和阐释的工作。所以李氏对于中国的文官体系的观察，其实只有一部分是对的。而以为文官体系和水利工程连在一起这一部分，则是误读了中国的历史，相对地，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宗教时，把儒家当成一个宗教。（固然你我都知道，儒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思想体系。）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宗教时，其实对中国的文官系统和知识分子的了解都远比李氏的意思为深切。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耕读传家。士农工商之中，整个系统从上到下为宝塔形的结构，中间没有一个自治性的单元。中国没有像欧洲的学术界人士。谈到欧洲的学术性的知识分子时，我想先谈一谈两河流域及希腊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出售知识，以知识作为商品，以此谋生。古代两河文明，有专替人写信的人，也有医生、律师、会计这一类职业，这与古代埃及的祭司完全不同，也与中国祝宗卜史来联系天人之间的作用不一样。欧洲那一种所谓自由职业性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不是没有医生，但是并不能成为一个阶层或人群。中国基本上没有律师，也没有会计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农业连结在一起，是和国家机构连结在一起，是和社会的统御运作连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连结在一起，尤其不和实用的知识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官体系不能分开。

　　谈到自治性的组织时，韦伯在《城市》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去讨率城市本身的功用及其性质。欧洲近古时期城市脱开了封建的网，也脱开了宗组织。基本上以专业与商品为基础，由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三种人构成，大学和基尔特（即工人或商人工会）是城市的基石，欧洲中古城市是靠这种自治性组织维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完成到自治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讨论的只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成员的文官组织，但是远比李约瑟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官系统来得深刻。李约瑟现在所做的工作，他每多出一本书，反而使他更困惑一些。他拿科学和工艺分成一个个科目，一部部收讨论，一部部书都交代了细节，讨论中国科技的贡献和发展，所以他这本书编下去会变成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却未必有助于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