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新石器时代，我们往往仍以东亚大陆的中国为一单元，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陇右，北不超过长城线，南不越过淮河线。但我们若坚持这就是中国本来的面貌便会忽视了南北面一大片土地上的变化。南面牵涉到沿太平洋地区一些文化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型态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北面的草原文化（自堪察加到乌拉尔到里海）这一大片地区所发生的事。在我们中国的角度认为，这些是外来夷狄的侵犯，但，这只是现象，我们应进一步看看现象之后含蕴些什么。我们该推敲的是为何突然在草原上出现了这些人物硬是要南犯中原？而以前却不曾往南发展？是否游牧化（nomadination）有过几次？它的影响是只限于中国，还是也影响了其他地区？如几次游牧化在中国造成了周朝兴起、匈奴入侵；而在印度，有雅利安人大批南犯；在西方，几次游牧化的影响，使东欧产生了新的民族运动，造成对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压力；在此时，我们便不再是只以中国的角度来看此问题了。而春秋战国时代晋楚之争的问题，可以往南看，包括中国东南、西南、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印度洋海洋世界，并不是只在中国地区有冲突有接触的。由此可看到亚洲大陆的南方文化在它们进退之间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大事情，而这些不是单单从中国中原文化可观察出来的。甚至由此可以看出为何一些岛屿可以发展出还不错的文明。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几条大线索中的一小环而已。如，南宋时，东亚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它有好几个中心，中国并非是最大的中心。由此，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辽金蒙古这些北方系统与南方的中国系统之间发生的冲突与融合，并非可以单单从中国方面来解释的。如元朝，我们若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念到元史都以为它最主要的中心是在中国，其实不然。蒙古远征西方，它分散的地区很远，影响其他地区远比中国还深远。直到后来，俄国的建立，印度蒙兀儿王朝的建立皆是受蒙古留下来的影响所致。如果跳出中国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便能发现它的波澜更壮阔，而对解释世界一些地方的现象也更有趣。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便可以由此清楚地了解到它的特殊环境--它一方面是保存中国的单元，一方面又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一环。而这整个东方世界，基本上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在做冲击的对抗。而这时我们看世界史的面貌就不一样了。再如"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运动之关系。西方航海运动引出了一个近代商业文明与殖民主义和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郑和下西洋却没有这样的影响。但此二者却不是因此而毫无关联。因为郑和所走的路线并不是新路，经路早就有一些大食商人在走了。而西方航海运动所走的路线除了中南美洲此路线外，围着非洲大陆的航线也并非新路，而是一段一段连接起来的。换言之，在此时整个海洋运动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累积起来的。累积的原因则是每个地方都想向外扩张，每个地方都因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水平而想向外贸易；人口到了一定的密度而想对外殖民。此时整个海洋活动便不是能单纯地以一种解释来一言以蔽之，它的意义也远比我们以"宣扬国威"解释郑和下西洋来得有意义。再谈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它发生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日本仿造西方葡萄牙、荷兰制的火药那样热心，而中国在明清之际，无论在数量上及热情上皆远不及日本？由此可发现，中国的发明与近代发明的火力武器在各处所造成的影响都不一样。那么因为同一个因素的出现，却在各地呈现不一样的现象，就使我们只好往各地区本身当时的一些制度、需求与环境来解释。这时我们所得的结论是基于比较的，而不是“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这个理由。日本因为藩侯相互斗争，使得他们必须做许多武器；相对地在中国只有明清之间的斗争；在欧洲则是因为地方力量之夺权斗争激烈之因。再看采铁炼钢的基原及机械文明本身。在欧洲整个机械发展史上，有一个东西--螺丝钉，为中国所无。而这小小螺丝钉，却可决定我们火力、武器的发展与否。这时我们可有几个解释的方向可寻--可从纯技术方面，也可从历史背景上去寻找。于是研究范围与题材就较广阔，而了解人类活动的本质及可能性也多得多。再如，一样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与中国接受的型态便有所不同呢？为何在从前大家都说中国文明的底子使得中国无法发展成近代国家，而今却又说“四条小龙”的经济成就是儒家影响的后果？这两种说法之间是不平衡与不协调的。而为求选择哪一个是对的协调过程中，我们便不能以一个一个个别的例子来讨论，而得从多方面选择资料来比较、讨论才能得到结论。此时我们便不只是讨论中国承受西方文明冲击的面貌，而是从20世纪文化与文化产生冲击的几个可能性--它产生的情况如何？在哪个时间点上？这些值得仔细推敲。甚至于讨率的基点--儒家文明在中国的影响。今天在台湾究竟有多少儒家文明呢？为什么在我父执辈那个人人会背儒家经典的时代，儒家文明并没有造成它新的经济行为？而在今天儒家文明式微之时，反而说是儒家文明造成今日台湾经济行为的不一样呢？这是很值得推敲的，不能光从浮泛的表面来看，希望能好好思考以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