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战国制度做一对比，仍须指出一些春秋时代若干国家官制的特质。特质之一，是各国的制度异致。以《左传》所见记载最多的鲁国与晋国言之，鲁国似乎缺乏一些制度化的政府系统。西元前492年，鲁国一次大火灾，烧去了桓、僖两公的宗庙，救火的贵族纷纷来到火场，每一个人都下了一些不同的命令，接受命令的下级官员显然各有专司，如周人管理典籍，宰人管理礼书，样人掌马，巾车掌车；然而发布集合的大夫们之间，显然没有明确的协调，至少比之郑国在西元前573年大火灾时的表现为逊色。那一次郑国的大火，从火发到火熄，子产分配了一切的工作，儆戒的任务由贵族们率众担任，而小官也各有专司，包括司马与司寇的防护外宾、列居火道、府人库人注意府库。然而，郑国的制度虽然在子产的统辖下稍觉有秩序，依旧未有组织化的指挥系统。

　　晋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自从文公复国以后，各军的将佐是执政的卿，其中的中军元帅是确定的主要行政官，在将佐之外，每军还有军尉司马一类官属，及统兵的什吏--十夫长，因此西元前560年时，由于新军没有适当的将佐人选取，怀缺不补，让新军的“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由这一段记载推论，晋国的军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即使没有首长，这一个结构仍旧存在。晋国的行政组织就是军事单位，但是首长既然就是政吏，军也随之可能发展为一个行政系统。军的单位下有一些常设的僚属，行政组织大致也会有一个常设僚属系统的。晋国的政府大约包含了“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至于其详，则史阙有间，无从征考。

　　晋国制度在官僚组织的意义上，还有值得称道的一点，即是职务的迁转略有规律性。春秋列国的卿位，通常由若干大贵族家包办，以鲁国为例，三桓之中，季氏总是高踞首席，全鲁的权力分属三家，而三家未有在一个职位上轮替的现象，所谓“叔出季处”，是鲁国的常态。宋、郑、楚三国的卿位，也略可推究，普遍的迹象似乎是非制度化的任贤（或任力），换句话说，某一个职位因死亡或政变而出缺时，或以亲，或以贤，或以势，另一个贵族接替了这个位置。只有在晋国，各军的将佐有一定的迁转次序，除少数特例以外，躐等上升的情形不多，至少，每一个高级贵族都有过由较低职位升级的经历。举例来说，荀林父由中行，经过上军佐，中军佐，然后升为中军元帅；栾书曾担任过下军佐，下军将，因能超迁为中军元帅；赵武始佐新下军，稍迁将新上军，升将上军，然后由上军将升为中军元帅。《左传》及《国语》都记载了晋国谷阝至的故事，这位有功然而傲慢的贵族，立功时不过是新军的将领，当时晋国有中、上、下及新军，共四军，他的位置据说是“位于七人之下”，而他妄想要做执政的中军元帅，有人就警告他：“吾子则贤矣，晋国之举，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当别的国家未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规律时，晋国的这种制度化，即使偶有例外，终是值得称道的。战国时不少发生在三晋的行政制度及观念，晋国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方向，无宁有其历史上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