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以技艺与才能向统治者提供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可称之为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其技艺与才能实际上是一种商品，统治者以利禄为商品的代价。中国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正是很恰切的比喻。凡是商品交易，都将受市场供应律的决定。战国时列国均须有人服务，“买主”多，则士贵。汉初有诸侯王作为中央政权以外的竞争者，士犹有可以抉择处。到大一统的局面逐步形成，天下只有珍上服务的对象，“买主”只有一个了，“士”的地位就低落了。因此，东方朔遂有一段著名的牢骚：“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总之，士若只以知识为商品，其不受大一统的统治者钳制，几乎不可能。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提供对于世间事物的解释。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追寻解释与贯穿组织散乱的解释。没有这处系统性的解释，整个宇宙将在零乱之中，失去意义。人生价值也将因宇宙缺乏意义而无所附丽。先秦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谈以学问重点分类，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又加上纵横、农家、杂家及小说家。司马谈的六家，选择甚为有道理，都为了建立某种秩序，以统摄包容散乱的现象：阴阳家为了自然的秩序，儒家为了人伦的秩序，墨家了为宗教的秩序，名家为了逻辑的秩序，法家为了统治的秩序，道家反秩序，却也有一种反秩序的秩序。相形之下，刘歆加添的四家。至少三家是实用的技艺或琐碎的知识（至于杂家另作别论），换句话说，太史公《六家要旨》包括的几派知识分子，原已有一定的规模与气象，足当前述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解释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