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中国”的阶段，梁启超公置之于乾隆末年，自然是以海通为断代的据点。实则这一时代的起点，也未始不可更往前进。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欧洲的大开拓，当由15世纪新航道的开辟为一纪元。在中国的明代，太平洋已是黄发儿行船走马的舞台，国际性的海盗活动，纵横三大洋，中国沿海的倭寇及此后欧人的分占南洋，都不过是这一长期活动的绪余。日本卷入这个漩涡，也当上溯到16世纪。利玛窦以下耶稣会士，不但带来了天文历算，也带来了西方火器及西方科学。明代为此实际曾有过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其余波所及，甚至可包括明末清初诸贤的观念，也毋宁为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新思潮开一先河。

　　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原有普世文化的自我投射，终于显露其虚弱不能适应的缺隐。中国若在“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即能发展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平等其存的心态，也能发展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尊重与认识，则中国在进入多国多文化的世界时，大致不必如此张皇失措，因为心理上一无准备而一败涂地。

　　中国失败之余，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才认真人的体认国家主权的意义，也才明白了列国相处之重要。

　　历史的悲喜剧总是弄人不尽。今天的中国人终于体会了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也体会到在人类缔造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不过占了一席而已。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在急剧的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这是一个辩证式统一；中国过去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以人文精神为主导意念发展为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在下一阶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悲喜剧，将又可为今日世人历史发展作为借鉴。梁启超公“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一语，实为智者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