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八四年我到日本去教书。我问过一位研究唐诗的日本学者：据你看，近年来中国研究唐代文学哪部书最好？他毫不犹豫地说：《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国内是方法热。现在新方法同传统方法有争论，宏观微观有争论，问题仍没完全解决。去年年底我参加了全国词学讨论会，发现一个现象，人们对新方法的热情跟年龄成反比，颇堪玩味。日本研究鲁迅有个着名学者叫竹内好，人称为“竹内鲁迅学”.他认为鲁迅把外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是选择那些本国最需要的东西来介绍，如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等。而日本的着名作家森鸥外（东京大学毕业生）却是选择他认为最先进最流行的外国理论介绍之到本王国来，竹内好分别称之为“鲁迅型”引进法和“鸥外型”引进法。这对我们今天引进国外理论，也很有启发。刚才傅先生讲的各种研究方法还是马列的方法最好，我也有同感。关于方法问题。似乎可以从两条途径去探讨。一是从理论上去讨论，文学研究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的各自特长，有无优劣之分，等等。二是从一些研究名着中找方法。任何一本论着或一篇论文，本身都兼有两个内容：一是具体告诉你论点和材料，二是告诉你取得材料、组织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方法论，固然有其长处，但好像从名着中找方法更切实具体一些。关于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我觉得十七年、近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有成绩也有不足。不满足是好现象，可以从各方面弥补不足。五四以后古典文学研究有了新的飞跃，当时的新方法现在有的已被认为是旧方法了。除此以外，还应当有一个反思。即对台湾、香港的学者近年来运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的反思。国内引进新方法比台湾、香港慢了半步。他们的外语一般来说比我们好，因此他们对外国论述新方法的原着理解比我们准确，我们大多用译本，隔了一层。在日本看港台的书比较方便。我发觉，他们的成果中，包含的经验教训也很值得反思。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是吉川幸次郊的高足。他到中国访问后，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认为对古典文学作品不能以有无趣味来评价，应把作品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人情、心理习惯等环境中去。对作品本身理解了，然后再作结论。美国的魏伯·司各特在《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一书中、提出了文艺研究的五个流派，即道德批评派、心理批评派、社会批评派、形式主义批评派、原型批评派等。他对社会批评派讲了一段话，我感到很有启发。他说：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小南和司各特都是研究过新方法的外国学者，似乎对社会批评法评价甚高。我自己觉得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切实一些。当然，社会学的方法也要发展，更要跟庸俗社会学划清界限。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研究对象即文学现象的理解，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增加些问题，便本来已经搞清楚的东西也产生了问题。当然，方法本身应是多元的，宏观、微观都是必须的，旧学新知应该结合，各种方法应该互补。此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气质、禀赋和知识结构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不宜轻率改变。

    丁仪（助教进修班学员）：可否请傅先生谈谈唐代文学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研究？

    傅璇琮：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说是研究不完的。我们这一代人研究了，后人还可以研究。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作品并不多，但研究普希金的文章不知超过作品本身的多少倍，还研究不完。唐代任何作家都没有研究完。赵昌平同志最近几篇文章讲律诗的变化，他提出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研究 诗歌本身的发展。七古好像没什么可研究的了，赵昌平从南朝骈文同七古的相互关系入手，紧扣着诗体去研究。再如唐人传奇，具体怎样发生的？同佛教关系怎样？很难说有哪些项目研究得差不多了。只要我们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注意选题，量力而行，课题是研究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