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容置疑，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但是，同样不容置疑，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弱点，有人称之为国民劣根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和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一家一户抵御自然和社会灾害的能力都比较低下，因而家族或者说宗法制度便应运而生。一家之长有一个家庭的绝对权威，一族之长有一个家族的绝对权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不由自主地便养成了对家长和族长的绝对服从。由此升华，便是对皇帝的严格服从。这样，宗法制便渗透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专制君主“家天下”的国家政治结构模式。皇帝习惯于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百姓也习惯于对皇权的绝对肯定。这种思维成为一种定势，就自然地形成了奴性哲学。其具体表现就是：听天由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逆来顺受，如云：“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开枪先打出头鸟”、“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懦弱是立身之本，刚烈是招祸之根”、“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忍让服从就是温柔敦厚，循规蹈矩就是沉稳老练，反抗斗争就是大逆不道，据理力争就是惹是生非；有个性的人被目之为调皮捣蛋，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看作危险人物。人不允许有个人的一点欲望，只有统治者的意志才是万民百姓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事业型、竞争性的人不存在或者说很少了，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忍让顺从。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曾经把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国民在麻醉中生活，历史在蹒跚地前进。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去造就一种全新的民族性格。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在孙悟空整个形象里，很少能找到奴性的地方。他永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总把目光注视在未来，充满昂扬的进取精神和追求意识。他傲视一切权威，甚至面对如来佛祖，也处处直呼其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身为取经僧，却是个“闯祸的个都头”,一路上“专寻人的不是”,把那“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训遗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夺天地造化之功”的取经事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以“斗”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以斗士的潇洒直面惨淡的人生，等等。而这一切一切，却正是我们国民性格中所缺少的。当孙悟空的个性特征深深地印入人们的内心，当孙悟空那一个个凝聚着斗争精神、斗争智慧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之后，人们就不能不为其所感动，并不由自主地效法之，于是，便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个性。

    总之，孙悟空的形象是对奴性哲学的反叛，是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的反击，是作者对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经过深刻反思，站在更高的高度，刻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为国民性格的转变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

    四

    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成功，功绩并不全在吴承恩，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历史上的玄奘为了探索佛教真谛，不顾当时禁令偷越国境，不怕艰难险阻毅然西行。这种精神正是唐人勇于进取、追求真理的冒险精神的真切反映。这种精神随着后来唐僧形象的士大夫化而有所削弱，却逐步转移到了孙悟空身上。

    宋代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 诗话》出现了猴行者形象。不过，这个被唐太宗封为“铜筋铁骨大圣”的猴行者，还缺少腾挪变化的本领，其降妖除怪的斗争，也只有树人国斗法、火类坳战白虎精等较为可观。而到了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孙吾空”已经颇具神通。根据《朴通事谚解》中关于孙行者的注文，孙吾空不仅偷吃蟠桃和老君灵丹药，还偷了王母绣仙衣一套，十万天兵天将也拿他不住。同时，《朴通事谚解》还记载西行诸难：“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而一路上“降妖除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最后“孙吾空”证果“大力王菩萨”.

    显然，从玄奘到铜筋铁骨大圣，再到大力王菩萨，孙悟空形象沿着这么一条轨迹成长：随着故事主角向孙悟空倾斜，孙悟空斗争的对手一步步强大，斗争规模一次次扩大，斗争过程一步步复杂化，归根到底，是其斗争精神一步步强化。正是在接受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吴承恩把孙悟空这位斗士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吴承恩在《先府君墓志铭》中这样介绍他的父亲：“人尝以诈，不之解，反大以为诚；侮之亦不应不怒。”“于是一市中哄然以为痴也。里中有赋役当出钱，公率先贯钱待胥，胥至曰‘汝钱当倍',则倍；’当再倍‘,则再倍。曰’汝当倍人之庸‘,则倍人之庸。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岂敢怒胥又犯官哉？‘于是众人益痴之。承恩记忆少小时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痴人家儿。‘承恩归，恚啼不食饮。”“痴人家儿”的屈辱生活，深深地印在了吴承恩的脑海中。就吴承恩本人来看，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考中的穷书生，虽然满腔壮志，自称“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虽贫 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送我入门来》），但是，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自我哀叹：“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正是出于对父亲懦弱性格的不满，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于是，“救用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他不能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巨着《西游记》上，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通过孙悟空这位斗战胜佛表现出来，来弥补他们父子两代性格上的缺陷和人生的遗憾。这就是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着浓重的奴性哲学，但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都一直不曾泯灭过。从共工头触不周之天、刑天舞干戚，到历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从补天的女娲、盗天帝之息壤以止淫水的鲧，到明代中叶思想解放的先驱；从坚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的孟轲、呼唤改革惨遭放逐的屈原，到历史上忠正不阿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从“摩顶放踵利天下”（《 孟子·尽心上》）的墨子、反抗暴秦视死如归的荆轲，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等等。这一切有着个人个性、思想、追求的，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形象，都给作者的创作以启迪和理性的电光石火。所以，我们说孙悟空的形象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这个形象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有着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明代中叶，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等新观念应运而生。这不能不给吴承恩以某种程度的启示。同时，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个进步学派--王学左派。他们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怀疑传统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在当时思想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承恩生活在这一时期，对那些思想先驱们振聋发聩的呐喊当不会充耳不闻，对他们那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格也不会毫无了解。当作者将这种呐喊、这种人格通过孙悟空的形象表现出来，于是，一种全新的人物个性便凸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时代因素。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