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来看，抄本之源盖出于王世贞。

    前篇已经谈到，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的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袁中郎于京邸。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袁小修在《游居柿录》卷三，关于《金瓶梅》条中，未谈此事。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家藏。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来源于王世贞。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金瓶梅》全抄本。而徐阶与王世贞是同乡人，两家相处友善，又同结仇于严嵩父子。而徐阶当然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因此徐阶之书只可能来之于王世贞。根据《金瓶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金瓶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四、 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必为南方人而非山东人，这又为王世贞说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

    如前所述，鲁迅、郑振铎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唯一根据，就是《金瓶梅》中大量使用了山东地区的方言土白，认为作为南方人的王世贞是决不可能措手于其间的。吴晗提出的根据中，也似以这一条最为有力。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我们反而会得出《金瓶梅》必为南方人作而非北方人作的结论。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除笔者在前篇《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中列举的例子之外，《金瓶梅》中的吴语可谓不胜枚举。笔者还可以随便从书中拈出若干处。请看：

    第十回：“明日我往后边坐，一面腾个空儿”.

    第十回：“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

    第十三回：“这西门庆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

    第十五回：“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只到卖纱灯的根前就回了。”

    第十九回：“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

    第二十四回：“且拉着经济，问姑夫要炮放。”

    第二十四回：“于是取了苕帚来替他扫了瓜子皮儿。”

    第六十七回：“你这狗材，忒不相模样！”

    第七十七回：“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

    第七十七回：“分付后生王显仔细火烛。”

    第七十八回：“落后潘姥姥来了，金莲打发他……”

    第八十一回：“出落得好长大身材”.

    以上十二例中加重点号者，恐怕均属吴语，而非北方话吧。《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方言，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北方语言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

    从《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 他是南方人，更准确地说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金瓶梅》中会出现大量的吴语；二、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金瓶梅》的叙述用语；三、 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山东地区的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而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属吴郡，正是吴语流行地区；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他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从小又随父寓居北京。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五、 王世贞的学识，也足以写出《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巨着。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其着甚富，且能写小说、传奇剧本。他的一百七十四卷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一部稿就是说部。王世贞的好友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指出：“余习元美，尝窃窥其青箱，则尚有：《弇园识小录》、《三朝首辅录》、《觚不觚录》、《权幸录》、《朝野异闻》，此枕中之秘，尚不以示人也”.可见王世贞还有秘书深藏之，《金瓶梅》不知是否在其中。

    王世贞19岁就中进士（嘉靖二十六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时严嵩为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两家往来密切。后生嫌怨。“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明史·王忬传》）“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沈德符：《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可见王世贞十分熟悉严嵩父子，因此能在《金瓶梅》中，将恶贯满盈的蔡京父子（实指严嵩父子）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也正因为王世贞是大官僚。所以在《金瓶梅》中能将西门庆朝见皇帝，接待六黄太尉，蔡太师做寿等等官场的大场面写得生动逼真。《金瓶梅》中不仅写了北京、山东清河、临清，还写到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湖州、严州，这些地方王世贞均曾到过，均有其亲身经历。

    王世贞知识渊博，在前后七子中，学问渊博者，以其为最。所以能在《金瓶梅》中，反映出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他在其着《宛委余编》中就记述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知识。例如，在《宛委余编二》中多有古今冠服演变，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等知识的记述和考证；《宛委余编五》中有医药知识，推命星相知识；《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宛委余编十七》则专论道释。可以说《宛委余编》是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知识库。正因为王世贞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因此他能在《金瓶梅》中将繁多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场面写得细致入微，多姿多彩。关于王世贞着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知识结构问题，朱星先生在其着《金瓶梅考证》中已详加研究、分析，所论是能够服人的，笔者在此不再加以引述了。

    纵观“王世贞说”的历史命运，很能发人深思。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不少文人对它来了个大肯定。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但并不都是无知妄说。但是真理前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有些人过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出于传闻和“创造”,为王世贞写作《金瓶梅》编造了种种动人的故事，这就为全面否定王世贞说创造了条件。吴晗先生正是从否定这些编造的故事着手，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的。通过这样一个肯定与否定，王世贞说便大倒其霉，崇信者虽还有蒋瑞藻、朱星等先生，但已成了强弩之末，无法挽回败局。前个时期，笔者亦置此说于不屑一顾。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被发现，使我震惊，亦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检讨、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得出吴晗并未能彻底推倒王世贞说的新认识。王世贞说大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显然，笔者在这里并没有为王世贞说找到铁证，因而还不能作出肯定性的结论。这不奇怪，三百年来没有能彻底肯定的东西，企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得以肯定，笔者无此奢望。笔者之意仅仅在于说明，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重视它，进一步研究它，而不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草率地加以“彻底”否定。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