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谢颐。康熙三十四年，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指出：

    金瓶一书，传为凤州门人之作也，或云凤州手然。洋洋洒洒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为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挥《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州作无疑也。（此序载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

    谢颐与宋起凤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亦同时接触到两种信息：“传为凤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州手然”.显然他也有条件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王世贞）与非大名士（王世贞的门人）联合创作说的。但是认识上的片面性，使他完全步了宋起凤的后尘，得出“的是挥《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州作无疑也”的结论。《艳异编》为王世贞的着作。

    总结宋起凤和谢颐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思的，在当时虽然研究《金瓶梅》作者的材料亦并不充分，但能够供其思考、分析的两种观点已经明白地摆在面前，应该说得出正确判断或结论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中加以选择，而不可能在彼与此的联系中，得出亦此亦彼的结论。判明《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这是他们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个结论并不全面，并不彻底。他们已跨出了获得成功的决定性的一步，但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到达终点。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给笔者以深刻启示的，不仅在于他们得出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掌握了一定的资料的基础上，能否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这对能否提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的若干构想

    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说，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这个大名士是谁？非大名士又是谁？我们还必须作深入研究。

    我认为这个大名士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参见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那么与王世贞合作的非大名士，就必然是王世贞的门人。“门人”、“门客”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只要被王世贞所赏识并追随于门下的学生、中下层文人，或者是直接依附于门下的中下层文人，似都可称之为门人。而与王世贞毫无关系的中下层文人，亦就不可能与王世贞联合创作《金瓶梅》。反之，如果某些中下层文人本来与王世贞并无关系，但因创作《金瓶梅》的需要，王世贞约请他们参与其工作，那么这样的中下层文人亦就可以称之为王世贞的门人。

    作为大名士的王世贞，其门人是很多的。《明史·王世贞传》载；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可见，王世贞手下有一个规模可观的门人集团。王世贞在动意创作《金瓶梅》的时候，这些门人参与其间工作，或收集某些资料、素材，或翻检某些书籍，或撰写某些章节，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金瓶梅》创作的全过程中，王世贞只是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框架，撰写了少数不能不由他亲自动手撰写的章节，如有关上层最高统治集团的活动场面等等，而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则是由门人们根据王世贞的指导思想而执笔撰写的。《金瓶梅》中的大部分篇章描写的是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其中众多的市井细民的形象塑造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人物的声口、心理、行为写得情真意切，细致入微，社会底层的种种人情世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雕镂入骨，……凡此种种，不熟悉社会底层生活的大名士王世贞，恐怕是无法措手其间的。但在王世贞的门人集团中就有士大夫、山门、词客、衲子，羽流等各色人物。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结构可说是天文地理、三王五帝、政治经济、经史典籍、佛道宗教、卜筮星相、琴棋书画、舆服饮食、三教九流、民间习俗，无一不通、无一不晓。由这样一些人来撰写《金瓶梅》中的大部分篇章，何愁此书不可能如此多姿多彩。清焦循《剧说》云：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

    传奇《鸣凤记》洋洋四十一出，王世贞只写了一折（出），余者均为门人所作。那么王世贞在创作《金瓶梅》时，为什么不可能如法炮制呢？《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怪书：从总体上看，它有比较明确的创作目的和指导思想，全书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亦大体一致，全书结构严密，情节发展错落有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阔，它不愧为是一部能够展示一个时代整个风貌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学巨着。但从某些部分来看，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平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这种矛盾现象正好说明，《金瓶梅》是以王世贞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是由王世贞及他的门人联合创作的产物。

    其实，从“王世贞说”过渡到“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时候，有门人参与其间工作，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联合创作”.当《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的时候，人们只道其王世贞所着而不道及其门人，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门人完全是从属于大名士的，何况在当时并不像现在那样，存在一个所谓着作权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宋起凤的“王世贞说”,已经基本上揭开了《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或者说在揭开作者之谜上，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据宋起凤所说，有些人本来是相信“王世贞说”的，后“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可见在当时“王世贞门人说”是有很大威力的，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在《金瓶梅》的创作中，王世贞的门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我们从《金瓶梅》中找出的大量的中下层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宋起凤不仅没有重视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相当轻率地以“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把门人的着作权一笔勾销，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的偏见而造成的失误，致使他的“王世贞说”,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所提出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与宋起凤的“王世贞说”,不仅具有量的区别，而且具有质的区别。

    那么参与《金瓶梅》创作的王世贞的门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以笔者目前之见，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卢楠，一是屠隆。

    卢楠，字少楩，河南浚县人。《明史》称他：“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跅弛，好使酒骂座。”（《明史》卷二八七《谢榛卢楠传》）卢楠既有文才，又很落魄，被诬牢监数年，后被谢榛所救。出狱后遍游吴会。楠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同上书）。王世贞“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卢楠被列在广五子之中，可谓王世贞门人。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中，就有卢楠说。《金瓶梅》满文译本卷首有《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着之说，不知确否？”此说虽系传闻，但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卢楠为什么要着《金瓶梅》斥严嵩父子呢？显然这是王世贞的创作宗旨和指导思想。因此，卢楠极有可能参与了王世贞的《金瓶梅》创作。

    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号赤水等，浙江鄞县人，曾任青浦知县、礼部郎中。《明史》称他：“生有异才”、“落笔数千言立就”.后被讦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而被革职，“归益纵 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明史》卷二八八《屠隆传》）。屠隆的文才为王世贞所赏识，被称为“末五子”之一，可见他也是王世贞的门人。二十三说中也有“屠隆说”,为黄霖同志所提出。黄霖同志从屠隆的籍贯和习尚，处境和心情，屠隆的情欲观，创造《金瓶梅》的生活基础、文学基础等方面，作了不少有见地的考证（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屠隆确实很有可能作为王世贞的门人，参与了王世贞的《金瓶梅》创作。但这里有个问题，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朝前后，而屠隆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王世贞与屠隆的交往亦主要在万历年间。由此以观，屠隆似不可能参与《金瓶梅》初稿的创作，但有可能参与部分改写和传抄的工作。孰是孰非，实难辨析，存此一说，以备考稽。

    综上所述，笔者所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说，可以算作是继《金瓶梅》作者研究二十三说以后的第二十四说。但此说到底能否成立，亦很难说，惟祈方家有以教之。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