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合创作说的提出

    从《金瓶梅》本身来加以考察，书中既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又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两者均客观地共存于《金瓶梅》这个统一体中，构成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从外证来加以考察，把二十三说加以综合分析，如前所述，可以形成两大系统：一个是“大名士说”系统，另一个是“非大名士说”系统。对两大系统作分析考察，笔者得出了如下几种看法：

    1. 从一方面看，无论“大名士说”系统的十二说的持论者还是“非大名士说”系统的十一说的持论者，均没有铁证，它们大多是传闻和推测。近年来以或详或略的考证而提出的新说，如潘开沛的“艺人集体创作说”,徐朔方等先生的“李开先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黄霖的“屠隆说”,戴鸿森的“刘九说”,虽然他们都提出了若干证据，有些证据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这些证据仍然不属于铁证，因此上述诸通过考证而提出的新说，从根本上讲仍属于推测而远非是结论。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两大系统各自在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不断地在丰富、充实、提高自己的认识成果。而且经过三百多年的抗衡，谁也没有替代谁。这充分说明，不管是哪个系统，在传闻和推测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根据，而不是纯属无知妄说。因为如果是毫无客观依据的无知妄说，则很难想象它能经受三百多年历史的考验而不被抛弃。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系统的认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人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认识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积极的认识成果。因此，在进一步的探索中，无论对哪一方面的认识成果，我们均应取慎重的态度，努力汲取其有益的营养，而不应采取轻率的否定态度。

    2. 从一方面看，无论是大名士说还是非大名士说，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已被事实所证明。大名土说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非大名士说也是正确的，也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笔者在本文的前半篇及其他文章中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一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笔者又认为，无论是大名士说还是非大名士说，又都具有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片面性。这也已被事实所证明。大名士说之所以片面，就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非大名士说之所以片面，亦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可见这两说中的无论哪一说，都既包含有肯定的因素，同时又包含有否定的因素。换言之，即正确中包含有错误，错误中又包含有正确。正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正确的肯定性因素，故都能经受长期的历史考验而不被淘汰，亦不能互相替代；同时亦正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错误的否定性的因素，因此在长期的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亦替代不了谁。这就是两说之所以能够势均力敌地长期处于抗衡之中，同时又能在抗衡中各自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3. 从一方面看，三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势不两立的争论，足以说明两说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似乎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持大名士说者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持非大名士说者亦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笔者认为两说的矛盾对立之中恰恰存在着同一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对立、斗争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立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相吸引、互相包含、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趋势。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过去。我认为，大名士说和非大名士说之间，表面上看来呈现对立的形势，各成系统，各不相让，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溶化、互相转化的趋势。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是非大名士说所不具备的，反之亦然。但是，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恰恰是非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而非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又是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由此笔者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在坚持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非大名土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坚持非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保留两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抛弃两说中的错误部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扬弃，即在否定中的肯定，又是在肯定中的否定。正是基于这样一条认识路线，在仔细研究了《金瓶梅》这一实际，在仔细分析了两说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金瓶梅》既是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既是非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非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乃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

    笔者提出的这个新看法，不仅是哲学分析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古人和今人的认识经验的借鉴。

    如前所述，在二十三说中明显地分为两个系统、两个营垒。持大名士说者只承认大名士是《金瓶梅》的作者，而对非大名士说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持非大名士说者又只承认非大名士是《金瓶梅》的作者，而对大名士说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它们的思想方法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和片面性。正是这种强烈的片面性导致两说的持论者们，在肯定自己正确一面的同时，不可能虚心地汲取对立观点中的合理部分，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他们两说中的错误又是明摆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肯定两说中的合理部分，同时又否定两说中的错误部分，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不管是前人的认识经验，还是教训，对笔者来说都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物。

    此外，二十三说中没有出现过联合创造说，这是事实。但是，正是在二十三说持论者的研究、分析、传闻、推测之中，笔者看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得出联合创作说的前提和条件。试以袁中郎、宋起凤、谢颐等人的研究为例。沈德符《野获编》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野获编》卷二十五）

    于此可见，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说”,其来源在袁中郎，时间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再查袁小修《游居柿录》：

    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金瓶梅》）之半，……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游居柿录》卷九）

    笔者已考明，袁小修跟随其兄袁中郎侨寓真州，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是袁中郎的。袁小修在读《金瓶梅》时，极有可能向中郎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为谁的问题。因此据笔者推测，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亦极有可能获之于袁中郎。可见袁中郎在不同的时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获得过两个信息，一是所谓“绍兴老儒”,即中下层文人；一是“嘉靖间大名士”.从中郎在不同时间对不同人（袁小修、沈德符）的两种说词来看，极有可能中郎徘徊于两说（大名士说和非大名士说）之间，而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当然也可能中郎曾得出过明确的结论，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而使我们无法知晓。但这个问题相对讲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初步推知，在袁中郎的时代，已具备提出联合创作说的前提和条件了。

    再说宋起凤。宋起凤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指出：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着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稗说》卷三，《王弇州着作》）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在康熙十二年前，社会上流传着两说：一为王世贞说（大名士说），一为王世贞门人说（非大名士说）。这两说是间杂相传的。宋起凤指责某些人是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但“又惑于传闻”,说是王世贞门人的作品。于此可见，这些被宋起凤指责的某些人和袁中郎一样，徘徊于两说之间。可见在宋起凤当时，已充分具备提出联合创作说的条件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十分肯定《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原因之一是：“知之”（不是传闻），可见他是掌握着真实情况的；原因之二是，他十分看重《金瓶梅》的成就。他认为，《金瓶梅》是“晚代第一种文字”,是“一代才子”的手笔，“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肯定王世贞的基础上却否定其门人，致使他的结论不完全正确。原因就在于他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金瓶梅》的成就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金瓶梅》还有平庸、粗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