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关于《金瓶梅》成书问题之我见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对《金瓶梅》借抄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的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这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作为对一部伟大小说的研究，搞清楚它创作素材的来源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做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那么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其他重要问题的研究，也就无从着手。在笔者看来，研究这个问题对进一步研究《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具有直接的意义。下面试作粗浅的分析。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且在诸世情书中是最有名的一部。《金瓶梅》“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既然《金瓶梅》以描写世情为能事，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世俗社会之中，那么它创作的素材来源，当然是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作为一部宏篇巨着，它的素材来源还不仅止于此。据目前所考知，它的素材来源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宋代的史事；二，长篇小说《忠义水浒传》；三、 宋元明话本小说；四、 元明戏曲（包括南戏、杂剧与传奇剧本）；五、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散曲。本文所考证的仅仅是三、 四两个方面。但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即从《金瓶梅》借抄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的情况来看，我们已能推知它成书的大体情况。

    早在50年代，潘开沛同志就提出了“艺人集体创作说”.他说：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说：不是像《红楼梦》那样由一个作家来写的书，而是像《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它……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到了80年代，有同志发展了潘氏的观点，指出：

    可以设想，《水浒》故事当元代及明代在民间流传时，各家说话人在大同之中有着小异，其中一个异点，即为了迎合封建城市的市民阶层和地主阶级的趣味及爱好，西门庆的故事终于由附庸而成大国，最后产生了独立的《金瓶梅词话》。它和《水浒》一样，都是民间说话艺人在世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带有宋元明不同时代的烙印。《〈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紧接上文，该同志还指出，《金瓶梅》与《水浒传》“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集群”.这似乎是说，在《金瓶梅》成书以前，在《水浒》故事的“集群”中存在有能够构成《金瓶梅词话》的西门庆故事（亦即《金瓶梅》故事）的“集群”.对此，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确：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在再创作前，《金瓶梅》的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和说唱中，已成雏形或轮廓及片段，然后由……文人进行创造性的加工整理，把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素材掇入作品之中，复加精心构思，缝以细针密线，卓然而成一百回的巨着。《金瓶梅考证与研究》第2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他们三位的论点，似可作如下概括：在《金瓶梅词话》成书前，在社会上已有《金瓶梅》的故事在民间的故事、说唱中流传，这就是《金瓶梅词话》赖以成书的“雏形或轮廓及片段”（亦可谓之《金瓶梅》故事的集群），然后才由文人将这些故事（素材），加以联缀、加工整理（包括再创作）而成书的。因此，《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完全与《水浒传》相同，属世代累积型的艺人的集体创作，再经文人整理而定型的。而他们立论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金瓶梅》中抄有来自于话本小说、戏曲中的文字。

    笔者认为，他们的论点值得商榷。如本文所考，《金瓶梅》中确实抄了话本小说、戏曲中的大量文字，但这种现象恰恰不能证明他们立论的正确。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确实是这样的。早在宋代的说话中，已有关于《水浒》的故事。据罗烨《醉翁谈录》载，当时说话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这显然是《水浒》故事中有关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宋末元初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可说是《水浒传》的雏形，是现传说《水浒》故事的话本，其中写到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杨志卖刀；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后上太行山、梁山落草；宋江杀阎婆惜，后受张叔夜“招诱”,“后遣收方腊”等故事，《遗事》中均已出现。三十六人的名字和绰号亦大多同于《水浒传》。元代还出现了不少《水浒》戏。如高文秀的《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乔教字》、《双献头武松大报仇》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文蔚的《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射雁》，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病杨雄》，无名氏的《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宋公明劫法场》、《张顺水里报冤》、《梁山泊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等共三十多部。而且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文蔚的《燕青博鱼》等剧本中，梁山英雄已有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地点是梁山泊。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中出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等文字。正是由这些《水浒》故事在说话中、在戏曲中广泛地流传着，所以文人施耐庵等人才可能将它们收集、联缀、加工整理、再创作而写成小说《水浒传》。既然潘开沛等同志认为，《金瓶梅》“像《水浒传》那样先有传说故事，短篇文章，然后才成长篇小说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找出有关《金瓶梅》故事的话本和戏曲。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一部也没有找到。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均已亡佚，那么在当时的目录书中应该留下它们的踪迹吧。然而在《录鬼簿》、《也是园书目》中，有关《金瓶梅》故事的话本、戏曲名目，似乎又一个也没有。《金瓶梅》成书时确实抄了前人的话本，如《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等，但如上文所考，这些话本统统讲的并非是《金瓶梅》的故事，而是与《金瓶梅》完全无关的故事；《金瓶梅》成书时亦抄了前人的戏曲作品，如《琵琶记》、《南西厢记》、《玉环记》、《宝剑记》、《香囊记》等等，还间接抄了《两世姻缘》、《风云会》、《月下老定世间配偶》等杂剧剧本。但是在这些剧本中有哪一本演的是《金瓶梅》的故事呢？可以说一本也没有。这种情况足以使我们作出如下判断：在《金瓶梅》成书前，社会上并没有《金瓶梅》故事在流传，无论是在说话中，还是在戏曲中都没有《金瓶梅》的踪影。因此“艺人集体创作说”就不能成立，这就更谈不上如徐朔方先生所说的“民间说话艺人在世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累积型”的问题了。《金瓶梅》完全是文人的创作。《金瓶梅》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引线，因此在成书中抄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但《水浒传》本身就是长篇小说而非话本、戏曲，而且仅仅作为引线而已。而作为《金瓶梅》的主体故事情节，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婚后生活，西门庆与一妻（吴月娘）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的故事，西门庆结交蔡太师等权贵而发迹变泰、横行乡里的故事，如此等等，均非来源于《水浒传》，亦非来源于话本、戏曲，它是由文人（而非艺人）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因此《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上述理由还不够充足的话，我们还可以对《金瓶梅》成书后的早期流传情况和它借抄话本、戏曲的具体情况，再作些分析。

    考察一下《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对其成书问题的研究是有意义的。《金瓶梅》大约成书于明代隆庆年间，其上限不超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于万历十一年。据现有史料分析，在社会上较早见到《金瓶梅》抄本（仅半部）的是董其昌，时间在万历二十三年或稍前。嗣后见到抄本的还有袁中郎、袁小修、薛冈、沈德符、冯梦龙、马仲良等人。董其昌对袁小修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袁小修：《游居柿录》。袁中道致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中郎：《与董思白》。袁小修说：“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冯梦龙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从他们见到《金瓶梅》的兴奋心情中可以看见，《金瓶梅》是突然出现在人世间的，他们毫无思想准备。如果说当时社会上早已有《金瓶梅》故事流传，话本戏曲中早已有演唱，小说《金瓶梅》不过是加工整理这些现成的故事而成书，那么他们当不会如此“惊喜”,如此迫不及待地要阅读全稿、付刻。此外，这些人还对《金瓶梅》到底影射何人何事，作了许多猜测。如袁小修云：“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谢在杭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在杭：《金瓶梅跋》。屠本畯云：“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尽管这些猜测差异极大，并缺乏根据，但“猜测”的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说明袁小修等人在见书以前，对《金瓶梅》的故事毫无所闻、毫无所见。因此一接触《金瓶梅》就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以致对猜测此书影射何人何事问题十分有兴趣。如果说《金瓶梅》故事早已在民间传唱，他们亦早有所闻，他们还能有这种好奇心吗？其实从他们的这些猜测的文字来看，《金瓶梅》确实是由文人写出来的，而不是说话人说出来的，艺人演戏演出来的。

    但是，《金瓶梅》毕竟抄了话本、戏曲中的许多文字。从这一方面看，《金瓶梅》的成书确实与话本、戏曲有密切关系。笔者以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关系，而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与《水浒传》对话本、戏曲的加工整理而成书相比较异同何在？试析如次：

    一、 关于故事情节的移植、借用。

    《金瓶梅》借抄、移植了话本、戏曲中的不少情节，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搬入式的移植，就是将整篇话本的故事情节（或主要情节）大段大段地移植到《金瓶梅》之中。例如对话本《戒指儿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情节的移植即如此。如上文所考，《戒指儿记》叙陈玉兰与阮华私合，其中有尼姑受贿牵线，以阮华贪淫身亡而终。《金瓶梅》将整个情节概述式地抄录在第三十四回和五十一回之中。《志诚张主管》叙小夫人主动勾引主管张胜，而张不为所动。《金瓶梅》将整个情节作了某些细节性的改动，抄入第一回和第一百回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暗娼韩金奴勾引吴山事，《金瓶梅》更是成篇地抄入第九十八、九十九回之中。第二种情况是个别或部分情节的抄借。这是一种只顾一点而不及全篇式的抄录。例如，《金瓶梅》第一回类似入话的部分，借抄了《刎颈鸳鸯会》话本的入话部分，而话本的主体情节则弃之不用。传奇《宝剑记》第十出林冲算命，第二十八出赵太医诊病，第四十五出锦儿自尽等等情节，被《金瓶梅》分别抄入第七十九回、六十一回、九十二回之中。显然这些情节在《宝剑记》中属个别次要情节而非主体情节。第三种情况既是移植同时又作了较大的改动。其中作为主体情节移植而又有较大改动者，如《戒指儿记》；作为个别情节抄借而又有较大改动者，如《宝剑记》中第五十一出关于讽刺僧尼丑行的一段文字（抄改在《金瓶梅》第六十八回中）。《水浒传》与《金瓶梅》都抄录了话本、戏曲中的情节，从表面上看两者的成书有其一致性，但从本质上看却有极大的差异性。其一、 《水浒传》所抄的均为叙《水浒》故事的话本和戏曲，如《李逵负荆》、《燕青博鱼》、《双献头武松大报仇》等等，无一不属于《水浒》戏。《水浒传》即为当时流传的叙《水浒》故事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联缀、加工整理（也包括再创作）的产物。而《金瓶梅》所抄的话本、戏曲却没有一本是叙《金瓶梅》故事的。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情节本来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创作时，一方面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受到这些话本、戏曲的情节的启示，因此择其有用者改头换面地抄借、移植到《金瓶梅》之中。用现代的观念来看，这完全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抄袭。《金瓶梅》显然不是由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情节联缀、加工整理而成书的，这难道还能有什么疑义吗？这当是《水浒传》与《金瓶梅》在成书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其二、 两者同为抄录话本、戏曲，但《水浒传》编撰者所作的工作是对其进行联缀、加工整理，而《金瓶梅》作者所作的工作是将本来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的故事，进行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式的加工改造，使其为我所用，成为《金瓶梅》故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过《金瓶梅》作者改造加工而抄入小说中的情节，与原话本、戏曲中的情节，从表面上看差异不大，但实质上已有了质的区别。试以《戒指儿记》为例。原作为一则男女私通而致祸的故事，抄入小说时则成了一则人命官司；原作的宗旨是告诫人们，男女成人后要及时婚嫁，否则必然致祸，而《金瓶梅》作者在抄录时改变了这一宗旨，强烈地表达了谴责僧尼丑行的思想。显然在这种形式的借抄、移植中已包含有较多的创作的因素。

    二、 关于人物形象的移植、借用。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来源于话本、戏曲。《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三十六个人物， 元曲中发展到七十二人，一百零八人。其主要人物在话本、戏曲中大体已经成型，各自有其性格特征和事迹（当然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在成型问题上差异极大）。作为联缀、加工整理，《水浒传》在成书时并不需要改变这些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姓名。《大宋宣和遗事》中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除个别有改易外，在《水浒传》中都能找到。《金瓶梅》则不同。《金瓶梅》中虽然移植了话本、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但其姓名都作了改易。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主要人物吴山、韩金奴、胖妇人，在移植到《金瓶梅》第九十八回时改成了陈经济、韩爱姐、王六儿。话本《志诚张主管》中的主要人物小夫人、主管张胜，移植到《金瓶梅》中成了春梅、虞候李安。《戒指儿记》中的阮华阮三郎、陈玉兰，移植时改成阮三、 陈小姐，尼姑王守长成了薛姑子。戏曲《宝剑记》中的自尽者锦儿（林冲妻的代嫁者），《金瓶梅》中易为西门大姐。《金瓶梅》在借抄话本、戏曲时一定要改变人物的姓名，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与《水浒传》的成书不同。话本、戏曲中的人物与《金瓶梅》中的人物本无联系。《金瓶梅》自有它自己创造的人物系统。《金瓶梅》中不少人物的姓名来源于《水浒传》，因为《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引线，加以扩大和再创作而成书的，因此人物姓名雷同，这是自然之理，不足为怪。另有些人物，则是它自己的创造。陈经济、春梅等都是《金瓶梅》自己创造的重要人物。《金瓶梅》作者在创造这些人物时，一方面从社会生活中去加以提炼、概括，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话本、戏曲中去借鉴前人创造的艺术典型。陈经济是个淫欲无度、浪荡公子的典型，与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艺术典型吴山相类。因此在塑造陈经济这个典型时，《金瓶梅》作者完全可以从吴山这个形象上得到启示，并将其性格、事迹移植到、溶化到陈经济这个典型形象之中。这就是吴山这个形象已被《金瓶梅》所借用，但吴山这个名字却不能出现在书中的原因。同样的道理，《志诚张主管》中小夫人的形象，被《金瓶梅》作者在塑造春梅的形象时所借用、所吸收，“小夫人”这个名称亦当然不可能在《金瓶梅》中出现。那么《金瓶梅》中有没有从话本、戏曲中借用人物形象同时又保留其姓名的呢？有。但仅仅是个别现象。《宝剑记》第二十八出叙赵太医为高衙内诊病。《金瓶梅》将“赵太医”这个名称和诊病的情节全部抄入第六十一回之中，成了赵太医为李瓶儿诊病。赵太医这个人物无论在原作中，还是在《金瓶梅》中都不是主要人物，连次要人物亦算不上，而仅为插曲性的人物。在《金瓶梅》这部百回大书中，赵太医就出现这一次。赵太医医道之庸劣、诊病时胡猜乱道的丑态足以使人喷饭。《金瓶梅》引入这一人物和情节，不过是增加些作品中的喜剧性的笑料而已，他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均无牵涉。可见《金瓶梅》保留“赵太医”这一名称，与成书问题并无瓜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金瓶梅》抄借话本、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与《水浒传》将话本、戏曲中的水浒人物形象整理入书又有原则的区别。

    三、 关于曲辞韵文和其他方面的借抄、移植。

    《金瓶梅》从话本、戏曲中借抄的文字还有以下几种类型：1. 戏曲中的曲辞，一般在小说中描写的清唱场合使用。如《琵琶记》第二十一出中的《梁州序》一套，作为清唱在二十七回出现；《南西厢记》第十七出《宜春会》一套（不全），作为清唱用在第七十四回中；《玉环记》第六出《驻云飞》，《金瓶梅》第十一回中由李桂姐唱出，等等。2. 诗和其他韵文。话本《刎颈鸳鸯会》的一首词（丈夫只手看吴钩），被抄在《金瓶梅》第一回回首；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的入话诗（禅宗法教岂非凡），被抄入《金瓶梅》第七十三回中，成为薛姑子讲说佛法时，先念的一段韵文。戏曲《宝剑记》第三出中言高太尉富贵的一段韵白（官居一品），抄在《金瓶梅》第七十回中，成了言朱太尉富贵的文字。《宝剑记》第二十八出的一段韵白（念我太医姓赵），抄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之中。3. 其他性质的借抄。《金瓶梅》第七十三回，吴月娘听薛姑子宣卷，将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作为宣卷的内容抄入。《金瓶梅》第六十三回叙“一起海盐子弟搬演”《玉环记》，抄录了《玉环记》传奇中的某些情节。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金瓶梅》言明是清唱、或是宣卷、或是演剧，因此从话本、戏曲中抄录曲辞、抄录宣卷的内容和所演戏曲的剧情，严格地说这不能算作是移植、借抄。这种现象在现代小说中也是常有的事。《金瓶梅》的时代是一个清唱和演剧盛行的时代。小说中插入这些内容，扩大了小说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面，也能使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显然这种现象与《金瓶梅》的成书问题亦无多大关系。

    以上我们研究分析了《金瓶梅》移植、借抄话本、戏曲的种种情况，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成书具有质的区别。前者属于艺人的集体创作（后经文人整理写定），后者属于文人创作。因此，如潘开沛等同志那样，仍将《金瓶梅》看作与《水浒传》一样是艺人集体创作的产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史上，由艺人集体创作后经文人整理写定，这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着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金瓶梅》则开文人创作风气之先。它的诞生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的终结，和文人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创作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乃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时，依然习惯地从前人的话本、戏曲甚至是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移植、借用了许多文字。这种情况说明《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还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傍依的文人创作，它依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痕迹，它还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束缚和影响。在一个刚刚诞生的新生事物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旧的痕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现象。《金瓶梅》的创作就是如此。只有随着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成熟，才有可能出现像《红楼梦》、《 儒林外史》那样的、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还带有过渡性，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当然它的基本面是文人创作而非艺人集体创作，这是必须肯定的）。这是笔者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的一点新认识。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  《金瓶梅》不仅抄引了《水浒传》中的大量文字，而且还抄引了话本小说、戏曲中的大量文字。如果说《水浒传》是《金瓶梅》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的话，话本、戏曲则是《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